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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因子之一。這年，1912年，有三件大事影響著胡適的一生走向。
第一件，對美國政黨政治、政治###、大選競選活動飽滿熱情。1912年是美國的大選
年。“在1912年全年，我跑來跑去，都佩戴一枚象徵支援老羅斯福（從共和黨分裂出來的第
三黨進步黨黨首）的大角野牛象襟章”（《口述自傳》）。10月15日，胡適前去聽前總統老羅
斯福演講，支援進步黨候選人歐斯克？史特朗競選紐約州州長。這次###上，老羅被刺客擊
中一槍，但他面不改色，仍堅持演說。胡適為之感動不已，油然而生敬愛之情。“這次大會
也是我所參加過的畢生難忘的政治###之一。”四年後的1916年，美國又一個大選年，胡適
則選擇支援民主黨的威爾遜，為他“險勝”當選總統，而步行6條街去買一份《時報》。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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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個大學三個專業。英語演說家。杜威門生（3）
適晚年說，“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和我對美國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學生時代所目睹的兩次美
國大選，對我後來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關心，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其後的歲月裡，除
駐美4年大使政治生涯外，胡適認為，“我甚少參預實際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後的生活裡，
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這個“興趣”的根子，應是植於胡適
留美求學年代的美國政黨政治土壤。
第二件，對政治人文學範疇抱有濃厚的興趣，使得他下決心棄農轉文，以文立身。胡
適入康大擇農科，是出於二哥要他學實業、自己愛文哲而無奈折衷的結果；而且美國大學農科免收學費，以便得全部官費（每月80美元），可以更多一些寄家。但一年半讀下來，讀得十分勉強，窘於蘋果分類、洗馬、套馬、選種等一些美國學生駕輕就熟的農科基本技能（雖然必修課成績在80分以上），深感這樣學下去實在是浪費，甚至愚蠢。他自信對文史哲及政治、經濟有天分、有基礎，首先對它們有興趣，同時，幼年時代已遍讀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著作，以及宋明諸儒的論述。“我對這些學科的基本興趣，也就是我個人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之二，是他對文學的興趣，必修英語後，又選修德語、法語，對這三種語文，都有了相當的閱讀能力。在讀中國古典詩詞的同時，瀏覽了諸如莎士比亞、司各特、狄更斯、歌德、海涅、大仲馬、都德等歐洲文學大家的作品，還把都德的《割地》（即《最後一課》））、莫泊桑的《二漁夫》譯成中文發表了。都德及其名篇《最後一課》首先介紹到中國來的是胡適，刊登在1912年的上海《大共和日報》上。此報為章太炎主編，後因擁護袁世凱，胡適遂停止投稿。後來胡在《口述自傳》中提及，“對英、法、德三國文學的興趣的成長，也就引起我對中國文學興趣的復振。這也促成我從農科改文科的第三個基本原因。”
因此他毅然犧牲已經讀了3個學期的農學生涯，決然在1912年春，轉學康大文學院，以學哲學為主，兼學英國文學、政治、經濟。為此，他還付出了一定經濟代價：8個月內，80美元的官費津貼減少到35元；按規定，他應一次交納4個學期學費，他是個窮學生，哪來錢交學費，家裡還等著他寄錢去哩。經友人斡旋，減到上述這個程度。他不後悔這一選擇，到四年級時，他為獲得英國卜郎吟（通譯勃朗寧）文學獎金而興奮，不僅這項文學獎為一箇中國學生所獲，成了紐約各報的新聞，而且其獎金50美元，對此際胡適，“真是雪中送炭”！胡適沒有辜負自己的理想，在他以後歲月裡所發展出來的旺盛的博大的文化生命，就是發萌於這一年棄農學文的重大轉換。
這裡還要補充一點的是，胡適改學文科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客觀契機，就是中華民國成立了。不必自卑，無論怎樣，20世紀初中國共和曙光使得美國各地社群和人民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十分需要了解中國。胡適是位愛國者，宣傳中國是他最自覺的義務。正巧，他的康大同學蔡君（工學院四年級生）擅長英語演說，在校內外小有名氣，這時被邀請得忙不開交，於是他把胡適也推上了演講壇。開始是越俎代庖的差使，後來變成很又能力的英語演說者了。在此前後，他已發表了題為《祖國》、《克己》、《辯論》等演說，並在1913年11月21日，對一名叫布蘭德的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