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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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草原覆蓋率為40％，森林不到16％，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種樹，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佈的就是草原，硬要改變它，只能付出慘重代價。

20多年來，我們用了幾百億資金來“築城”，儘管區域性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塵暴。綿延上千裡的防護林，許多地方的楊樹長成半死不活的“小老頭樹”；由於普遍種純林，在發生蟲害時，一倒一大片。這些慘痛的教訓足以說明，違背自然規律的造林是得不償失的。

至於造防護林這樣徒勞無益的事為什麼還在繼續，我覺得是利益驅動。“群眾明知道樹木不能活，為什麼還要種？一是上面要他們種，二是種了有好處。現行政策強調退耕還林，還林有錢，還草沒錢或者錢很少，這樣，老百姓當然會選種樹了。一些地方領導最熱衷造林工程。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某些草原上的林業局將一株不足米的獐子松報價300元！這些樹木後來大部分死了，找誰算賬去？治沙造林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實惠不言而喻。”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張力軍讀了該文後，對自然生態保護司司長萬本太做出批示，請幾位著名的院士考察一下，給國務院領導寫個建議，對工作可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2005年8月20日至22日，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自然生態保護司，組織“內蒙古院士專家生態考察團”對我負責的渾善達克巴音胡舒嘎查連續5年的生態恢復實驗進行現場考察。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理與資源研究所鄭度等現場考察了試驗效果，他們建議有關部門應充分重視植物研究所的這一成果，在更大範圍內推廣他們的生態治理模式。

但是，《南方週末》文章發表後也得到了另外的反響。有關領導看到劉鑑強、曹筱凡的文章後，第一個反應就是將該文轉發給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自治區林業廳又將該文加上了領導的批示轉發給旗縣的林業局，對文章提到的試驗進行調查，對人工造林的效果進行“核查”。並暗示各旗縣林業局要“防”著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因為2003年夏天，我們曾批評了該盟主要領導的言論“我們草原上的羊不是吃饅頭長大的”，該言論《人民日報》記者予以曝光，激怒了該領導。好一段時間，植物研究所與該盟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

“蔣高明是個什麼人，你認識他嗎？”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某領導問某縣副縣長。該縣長與我是好朋友，他還以為領導要他打聽一個“名人”哩，忙不疊地說：“我們是好朋友啊。”

“混蛋！”　該領導一拍桌子；“下次再到你們縣，把他攆出去！”

丹麥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大臣們誰都不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他們怕人家笑話自己沒有見識，丟了臉面。只有一個小孩子講了實話，“皇帝什麼衣服也沒有穿啊”。因為那是個孩子，沒有人恨他。我在這裡說了“中學生”的話，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再次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關注怒江水電被人砸“磚頭”

2006年3月4日；《新經濟導刊》評出2005年度“十大環保風雲人物”，我和劉建國出現在所謂“風雲人物”名單中。這是因為劉教授“在世界最頂級的學術期刊《Nature》上發表了對中國環境的整體評價，我深度參與到評論水電開發對環境的影響中。對我們的參與，他們可以總結為：外來的外行劉建國和隔行的外行蔣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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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高明　向權力訴說真理（4）

有人這樣寫道：“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學家蔣高明研究員，參與到怒江水電開發中的環境影響爭論中，與劉建國的情況還不太一樣——他們的錯誤是相似的，他們的動機是不同的。劉建國介入中國宏觀環境研究領域，動機是顯然的——這一領域很熱，藉此揚名後會拿到更多專案；而蔣高明進入非專業領域，我想還是他的公益心，因為他無利可圖。但他們的錯誤的確也是類似的——蔣高明沒有起碼的水電技術常識，甚至像汪永晨一樣分不清基本的電力計量單位。所以，儘管他以學者身份嚴謹介入爭論，但屢屢讓方舟子陣營的若干人士當眾揭穿其外行身份。”

這話說來很長。參與怒江水電專案環境影響評價是2004年9月的事情，我參加了由北京水電科學院委託的專案“怒江中下游水電規劃陸地生態影響評價”；專案主持單位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持人為中心副主任歐陽志雲博士，我負責陸地植物部分。我承擔的專案費用是8萬元，是屬於“使了人家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