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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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問題。

魯迅所處的時代，正是外敵入侵之時，康、梁發起維新運動，以圖自強，但未能挽救清王朝的衰敗，於是潛伏了300多年的明末抗清志士的排滿意識重又抬頭。當時的學術界在修訂歷史時，也設定了“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科目。魯迅也不能例外。1902~1909年之間，他東渡日本學習，就曾加入興復會，並接受過暗殺任務。但是，辛亥革命失敗後，魯迅認識到民眾的愚昧才是癥結所在。

魯迅把中國曆代學者所闡發的“經義”與中國歷史大迴圈結構，即“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的邏輯關係銜接起來了。太平盛世以禮教秩序制定奴隸與主子的規則，到了盛世衰敗時，社會動盪，人們不是去打破這禮教，而是急著去尋找新主子，為他們制定穩定的奴隸規則。於是新盛世來臨時，便埋下了下一次由治而亂的“種子”。這“種子”便是經義中的禮教，這輪迴便是歷史。

這就是魯迅不搞所謂“經學”、“史學”的關鍵所在，也是他進行小說創作和雜文寫作的原因。

欲以小說啟民智

中國學者心目中，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所謂“國學”實際上是為君主王侯服務的學術，而小說則是民間百姓的生活內容之一。一個是官方的、正統的，一個是民間的、非正統的。從語言上也形成涇渭分野，一個是書面文字，尤以古代文字為可信、可傳承，這就衍生出文字學和考據的功夫；另一個則是口頭語言，雖便於傳播，但與學術無關。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遭遇西方列強的侵略，面臨亡國滅種之危，“救亡”成為時代第一大主題。然而怎麼“救亡”？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均沒有解決“救亡”問題。辛亥革命失敗後，思想界的人們開始由“救亡”轉向“啟蒙”，但是啟蒙運動開始只在精英分子中間發揮了作用，在民眾中沒有產生更大的效果。

魯迅參與啟蒙是為了創造出一個“第三樣的時代”，重點是對民眾的啟蒙，為此他有意識地選擇了一個民眾容易接受的表達形式——小說。

魯迅之所以為魯迅

魯迅之所以為魯迅，他的性格、情感、思維方法、思想更多地來自他本人的生活。

幼年的魯迅是一個頑皮、幽默而善良的孩子。

8歲那年，父親與本家長輩相聚推牌九，魯迅在旁邊觀看，一位伯伯問他：“你希望誰贏啊？”言下之意，8歲的孩子一定會有親疏之別，希望自己的父親贏。誰知魯迅答道：“願大家均贏。”其善良之心使長輩們為之動容。

但到13歲那年，“天就塌下來了”。魯迅的祖父因為行賄浙江鄉試主考官而下了監牢，被判“斬監候”。第二年，父親突然咳血，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同住一院的本家親戚，也都一個個換了嘴臉。魯迅的內心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第三年，父親去世，周家落入困頓。父親的死，讓魯迅有了學醫的念想，當然也與他發現日本透過發展醫學變得強大有關。但後來，一次觀影經歷讓魯迅選擇了棄醫從文。

魯迅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對環境進行反擊的機會了。他迅猛地寫出了《斯巴達之魂》、《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同時翻譯了俄國和東歐弱小國家的文學作品，閱讀了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力倡一種與奴隸心態截然相反的奮勇犧牲的精神。他還和朋友一起，利用課餘時間去講道館練習柔道、摔跤，還自己備了一把刀，聲稱要回國復仇。為此他一度參加暗殺團。一次，上級派他回國執行一項暗殺行動，一再猶豫之下他拒絕了，理由是“一旦自己死後母親將無人贍養”。這頗不像一個革命者甚至刺客的口氣，也說明了他不可能走向這條道路。

革命道路走不了，只能專心搞文藝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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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死”

魯迅晚年，已經處於以徹夜創作為“速死”的戰鬥的精神境界中。他“不憚於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一個都不寬恕”，包括死亡。

此時的魯迅，已然意識到自己陷入了虛無的泥潭，對啟蒙產生懷疑，但又不願走向天國，他對胡適的自由主義很是失望，認為只有投向俄式革命。

自此至魯迅去世的最後十年，他始終孤身戰鬥，這戰鬥實際上是對虛無的逃避。特別是蟄居上海租界之後，他用於逃避虛無的方式極端到了“速死”式的“戰鬥”：熬夜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