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府與個人之間的經濟關聯:反常識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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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許多貧困國家也應該效仿中國和印度，開放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只有這樣才能夠發展得更迅速。同樣的道理，富裕國家也應該減少對發展中國家或者希望得到發展的國家的產品進口的限制。

總的來說，我們應該瞭解，在過去的25年裡，全球在實際收入水平上的不均等情況並不是加劇了，而是減緩了許多。我們應該做更多的事情來使國內外的發展機遇均等化，但是如果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資產方面的不平等上，是不明智的。它是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的因素之一，卻絕不是福利不均的決定因素。

貝克爾

評論

在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日益加劇。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我和貝克爾所作的討論中談到了經濟上的不平等，貝克爾的評論焦點是關於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問題的。有媒體報道說對沖基金經理人、私募股權投資者、其他金融專家和企業的執行長等都會獲得驚人的回報；軟體工程師、蜂擁至華爾街的律師和醫生也會獲得高額的回報，一個在最高法院做過書記員的27歲年輕人的簽約獎金就是20萬美元。同時那些極其富有的人群也會對奢侈品產生極大的需求，比如專人客機、價值4　000萬美元的房屋、價值數千萬美元的畫和價值數十萬美元的汽車等。目前美國將近有800個億萬富翁，無數個百萬富翁，而且每500個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至少為100萬美元。

現在我們來看看極端的收入不均問題。這裡並不是把收入看做一個整體來分析，而把貧窮拋到一邊。如果從傳統的角度來分析，也許看不到最近幾年有多大的變化。但是從1980年開始，個人收入的比例已經開始上升，而且極為富裕的人群比例由8％上升到了16％。這就是我所關注的收入極端化問題。

那麼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部分影響可能會降低邊際稅率，因為較高的邊際稅率會鼓勵人們冒險。我們假設這樣兩個人：一個是年收入為10萬美元的工人，他有穩定的工作作為保障；另一個是企業家，他有10％的機率會在今年獲得100萬美元的收入，但是有90％的可能在來年顆粒無收。這兩個人的年均收入是等同的，但是過高的累進稅會使企業家自身的稅後收入低於那位工人。大多數位於收入分配前列的人都是風險愛好者，而且很幸運；那些不幸運的風險愛好者會很快跌落到收入分配的底部。一個群體可以慢慢富裕起來，但這並不表明每個人都會富裕。

近幾年富人的邊際稅率並沒有提高多少，但是所得稅率卻從2001年開始就提高了。在財富激增的趨勢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智商人群獲得的報酬越來越高。在金融、軟體等複雜的行業取得顯著的成績，與個人的智商水平是密切相關的。由於企業不斷創新，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回報越來越多，市場規模也在逐漸增大。

我對於富人收入的增加所帶來的影響更感興趣。有人會問：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嗎？即使是聯邦稅率而非累進稅在增加（在某種程度上也屬於累進稅）但是收入分配越不均，富人所要承擔的稅率就越高。事實上，在今天收入水平位於前1％的富人所承擔的稅收比全部聯邦所得稅總額的1/3還要高。極富的富人還會為藝術、高風險投資（實際上，藝術也屬於高風險投資）以及慈善事業捐款。其他美國人並不對這些富人有任何羨慕之情，部分原因是由於荒謬但實際存在的“涓滴效應”。部分原因是由於慈善事業，但更多的是諸如微軟視窗這類產品所帶來的巨大的消費者剩餘。還有部分原因在於邊際收入水平的降低，收入的增加會提高個人的福利水平。再者，真正的財富是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和多樣化水平提高的表現，這些方面的改進將有利於社會。

但這並不是說存在極高收入階層就是好的。這對我們的社會存在著三方面潛在的弊端：

1。高智商人群在私營公司中能獲得高額的回報，並且收入會不斷增加，這會使他們不願選擇某些職業，比如政府服務、基礎科學和教育。因此，公共服務和公共教育的質量呈現下降趨勢。

2。國外大量的慈善事業會對慣常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比如蓋茨基金會這樣大型的慈善機構，其發展目標就不與美國這個國家的目標一致。

3。個人自身的才能與稟賦可能會在政治競爭方面產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