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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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抗議運動”的悲劇無疑是“文革”悲劇的一部分。而這場悲劇理應放在“二戰”以來全球範圍內反帝、反殖民運動中來理解，放在十九世紀以來人類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種種政治試驗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和第三世界革命“為窮人討公道”的道德基礎中來理解，放在中國革命塑造“共產主義新人”的倫理追求中去理解。香港左派一直擁有最為高尚的道德品質，他們曾以毛主席的教導為道德訓誡，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助人為樂。香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淪為“難民社會”時，左派自發組織內地同胞團結自救，共渡難關，成為當時香港社會的道德楷模。正是這種道德品質的支援，當國家和革命事業需要時，左派群眾不顧個人安危，放棄私利，參與反英抗議運動，毫不顧忌個人和家庭損失。要知道，他們不是一腔熱血的青年，而是拖家帶口的工人、市民和文化人。他們被捕入獄後，在赤柱監獄中展開了類似紅巖故事的獄中鬥爭，然而，由於港英政府採取“洗腦贏心”工程的系統宣傳，左派被徹底妖魔化了。隨著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內地又結束了“文革”，整個世界開始向右轉，左派所代表的道德品質徹底被自私自利的市場倫理所否定，左派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也被右派妖魔化為“暴亂”。香港左派似乎被整個世界拋棄了，只在公共話語中留下“左仔”和“維園阿伯”兩個包含了道德侮辱和政治貶低的形象。

進入八十年代，香港開始迴歸，中央對港工作的重心轉向統戰工商界。香港迴歸大局已定，內地改革開放前景無限，原來“恐共”、“反共”的商界精英紛紛向內地靠攏。然而，在香港左派看來，這些“忽然愛國派”是為了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才愛國，並非政治上堅定的愛國派。但在“著眼於香港迴歸祖國統一大業”、“愛國不分先後”的背景下，國家利益、民族統一大業這些傳統左派堅定的政治信念再一次戰勝了他們的個人利益和歷史恩怨，使他們與工商界在香港迴歸的風風雨雨中攜手合作。香港左派幾十年來在香港揹負“暴亂”包袱，在內地又揹負“文革”包袱，可究竟誰來為這無怨無悔的愛國代價買單？歷史的悲情一直困擾著香港左派，既是他們自我封閉的心結，也是他們與時俱進的包袱，他們曾生活在“沒有天空的都市”中，如今雖走出封閉，但要進入香港精英階層，依然有漫長的路要走。

近代百年以來的中西文化衝突中，無論香港，還是內地，都被各種難以調和的敵對思想、情緒和利益所撕裂。這既是發達國家的國際戰爭在後發達國家的國內化，也是一箇中華民族在生存困境中尋找出路的痛苦掙扎。而如今，面對中國崛起的現實，我們需要一點點從容，來面對這些歷史和現實的舊怨新仇，甚至需要某種程度的遺忘，以便讓時間來慢慢地治癒心靈上的創傷。今日香港政治困局，很大程式上是港英政府（其實是西方）培養起來的中產精英（比如法律界、教育界）從心底裡不認同共產黨中國、不認同香港左派，乃至在“一國兩制”的憲政秩序中，在中國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心靈的和解，人心的迴歸，需要時間、耐心、理解和寬容，就像“一國兩制”本身，將巨大的矛盾包容在一起。想一想，時間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政治也許就是遺忘的藝術。許多問題隨時間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問題解決了，而可能是被遺忘了。以至於在香港迴歸十年之際，似乎沒有人提到香港的殖民或“去殖民”問題，更沒有人提到“六七抗議運動”。然而，我們要明白，這善意的遺忘背後包含著“無言的幽怨”。

“當酸苦的淚水使我眼淚朦朧，/我看到你頭上的白紗在微風中飄旋，/你的手握在陌生人的手中，/緩步走來，而你眼裡有無言的幽怨，/我仍為你祝福，帶著最偉大的悲痛。/當你再也不，再也不會迴轉。”（《悲歌》）力匡（鄭建柏）的這首詩曾經風靡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這本是一首愛情詩，卻似乎更能表達香港左派的心聲。然而，香港的右派不也有類似的愛國悲情？這種悲情不也時時衝擊著香港政治？八十年代以來的香港右派，就像六十年代以來的香港左派，彼此就像這心懷怨恨的戀人，雖有“無言的幽怨”，但自覺帶著“最偉大的悲痛”。假如這“偉大的悲痛”多一份對民族未來的信心，多一份國家責任的承擔，多一份超越和從容，或許香港左派和右派能夠面向民族的未來而了卻恩怨，治癒創傷，在心靈上達成寬恕、原諒與和解。

二○○七年一月於港島西環

（Susan　L。　Carruthers；　Winning　Hearts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