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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的人，而是一腦門子學問，是個真正的學者。他從清華轉到北大後，好一陣子不讓他教課。有他的課時，學生們都準備著批判這教授。可是，他不論是在逆境裡，還是在順境中，總是那麼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樣子。我覺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靜。
三姐家1952年住進北大燕南園54號，1957年搬到57號，至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中，57號曾經又住進來五戶。公家把三姐家的客廳中間砌起一堵牆，外間做系裡的學習室。後來房子都還了，但這堵牆再沒拆，到現在也沒拆。
1977年，三姐肺癌病重。我接到鍾璞打來電話，到三姐家裡去看她。三姐躺在床上跟我說話，問長問短的。我想應該沒大問題。後來又接到電話，說病重了。我又去三姐家，帶些鮮姜。那時傳說姜能止痛，可是定量供應，一家才能買二兩姜。第三次，三姐已經住在北大校醫院了。她躺在病床上，人變得很瘦，很弱。她看見我，就伸出手要拉我的手，拉住我的手後，就看著我。我看著變成這樣的三姐，心如刀絞，不知該用什麼話安慰她，只忍住難過，說：“三姐，你會好的……”三姐看了我半天，才聲音微弱地說了一句話。她說：“六妹呀，就剩你一個了。”只這一句，說得我心裡翻江倒海，撕扯刀割。我那麼多姐姐，從此就該一個都沒了！我再也忍不住，面對三姐，失聲痛哭起來。
從此以後，六姐妹中，真的就剩我一個了。
我說過，我們姐妹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最後看起來，是殊途同歸。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雖然看上去曾經追求不一樣，走過的道路也相距甚遠，但是，不論我們是曾經走上革命的道路，還是適應社會，在家中相夫教子，我們都不同於皇權時代的舊女性了。實際上，我們都找到了生命的價值，也都為國家做了事情。我的姐姐們都很有修養，這是父親讓我們讀書的結果。我想，父親對他的女兒們，一定是滿意的。
我和維世一起逃學，一塊兒跪著挨訓
孫維世是我二姐任銳的女兒，我的外甥女。她父親是孫炳文。從幼年時候第一次見面，到“*”開始後最後一次見面，我叫過她的小名“小蘭”，也叫過她的學名“維世”——這都是她的名字，她卻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雖然我長她一輩，卻只比她大一歲，我們倆是從小一起玩兒的最要好的朋友。
1。 我和維世一起逃學，一塊兒跪著挨訓
維世小時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還是在我父親外出做事的住宅，維世都來住過。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們都大我許多。她們跟我玩兒，都是哄著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夥伴兒一塊兒好玩兒。而且姐姐們常不在家，我覺得悶。維世生性活潑好動，她一來，我就特別高興。兩個小女孩兒，一會兒悄悄地商量這商量那，一會兒就撒了歡兒地瘋跑瘋玩兒。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時候，我也隨父親住在那裡。我雖然是維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維世的哥哥寧世（孫泱）、濟世還小几歲。因為寧世最調皮搗蛋，自然就成了這群小孩子的頭兒。於是，我、維世、濟世，就都跟著寧世跑這兒跑那兒地玩兒。那時我五姐在北京上學，也住在那兒，她身體不好，喜歡安靜，最受不了寧世的淘氣。二姐後來告訴我，那會兒，我五姐有病時，只要一聽到寧世的腳步聲，心裡就難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寧世有多淘了。誰也沒想到，寧世後來能變得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做過朱德同志的秘書，當過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一次，孩子頭兒寧世帶領我們偷偷溜出去，到街上買東西吃，被我父親發現了。我父親——維世他們的外公——生氣了，厲聲說：“你們在街上亂花錢亂吃東西，一點兒規矩都沒有！這還了得！都給我跪下！”於是，我這個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寧世、濟世、維世一起，在屋外走廊裡跪成一排。父親罵孩子最愛說“狗東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們一起成為跪在那裡的“狗東西”，聽我父親教訓，誰也不敢動。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曾在陝西做事，帶我在西安住過。姐姐們都不在，也沒有別的小孩兒，我只好自己想辦法玩兒。大人們都睡午覺了，我就拿根棍兒挑著個什麼東西，前院後院地跑來跑去，玩兒出一身汗。但還是悶得慌，就老想維世，想讓她來跟我一起玩兒。我整天跟母親喊：“沒人跟我玩兒！沒人跟我玩兒！”母親只能笑，拿我沒辦法。想著想著，有一天，維世真來了。那天，我看見從門裡走進來的人群中，有一個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蘭！我太高興了——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