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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馮鍾璞去接。我們在清華門口等著，忽聽見有人問：“是六姨嗎？”我扭頭一看，是一個姑娘，覺得這可能是鍾璞。我們當年分別時，鍾越還是個小兒童，鍾璞還是個小姑娘，現在，長這麼大了。鍾璞其實也不認識我們了，只是看見這兩個人穿的是解放區的破棉襖，就試著叫了一聲，就把我們接到了。她引著我們走進清華園，一路上熱情地問長問短，把我們接到了家。
三姐的這個女兒，聰明過人，修養很好，真是個才女，多年以後成長為著名的作家，筆名宗璞。她一直對我很好，有事兒常和我商量，到現在還給我訂健康雜誌。逢年過節，我們總要相聚。她的丈夫蔡仲德是位學者，建立了中國音樂美學史學科，前幾年因癌症去世了。現在，她的女兒馮珏很孝順母親，有時也陪著她來和我相聚。鍾越後來成長為科學家，是我國飛機強度專家，也是開創者，在殲８、殲9等多種飛機設計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得到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光榮冊。他長年在黃土高原工作，到北京時，也來看望我。可惜五十一歲就病逝了。三姐的大女兒鍾璉在西南聯大讀的外語系，後來做了中學教員，“*”沒結束時就去世了。三姐的大兒子鍾遼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從軍抗日，參加了滇西反攻戰役，後去美國，留在了那邊，成為工業鍋爐專家。近年常回國，每次也都來看我。
跟馮友蘭在一起，三姐任載坤一直心很安靜（2）
鍾璞在清華門口接我們那天，三姐夫芝生兄也在家等我們，大家一起吃了飯。芝生兄在學問上是一代宗師，但平常話不多。那天卻問了我們好多延安的事情，津津有味地聽我們講，很有興致。後來，三姐三姐夫又進城來看我們，在前門大街請我和一達吃燒麥。在飯館裡，旁人都看著奇怪：一對衣衫整齊的文化人夫婦，怎麼跟一對穿著解放服、腰裡扎著皮帶的土八路夫婦，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
跟三姐一起安葬二姐後，我和一達留在北京，工作未定，就帶著兒子延風、女兒喬喬，去清華乙所三姐家住了一段時間。因為我們住在那兒，所以我們在延安的原單位的人，鄧澤、張一然等，也就都到我三姐家串門，來看我們，還在那兒高興地玩，跳舞什麼的。在清華三姐家住著時，梁思成先生聽芝生兄說我們是從延安來的，就要跟我們見面，約了時間到三姐家來。我們知道梁思成是一個搞建築的大專家，一見面，卻是一個特別平易的知識分子，說話客氣得很。梁思成問我們毛主席喜歡住什麼房子，可是我們只知道毛主席住窯洞，答不上來，弄得他挺失望的。我們多年在陝北鑽窯洞，顯得很土。那時三姐家有一個電冰箱，我看著特別新鮮。當時北京城裡沒什麼電冰箱，清華園裡也只有這一個。那是芝生兄在1948年從美國歸來時帶回來的，後來捐給抗美援朝志願軍了。
我們還在城裡白米斜街3號住過。那也是三姐家的房子。當時，我們住前院，聞一多先生的夫人住在後院。芝生兄和聞一多是相交多年的好友。聞一多被暗殺後，清華大學不再給他夫人提供住宅，馮友蘭就邀她帶孩子住在白米斜街了。三姐曾帶著我，穿過狹窄的側夾道，去後院看望聞太太。我父親因二姐去世來北京時，也在那裡住。那之後，我和三姐一起，隨父親回了趟新蔡老家。
不久，一達和我的工作分在了北京，我開始上下班了。但在天津做領導工作的黃火青同志，想調一達到那兒去工作，我們就去天津了。三姐和鍾璞到前門火車站送我們上了火車。我們到天津後，三姐曾提著一大罈子她自己做的江米酒，專門從北京跑去看我們。她知道我特別喜歡吃江米酒。
過幾年，組織上讓我們出國工作，我們就把孩子留在了北京。我那時已有四個孩子，最小的明明我帶出國，三個大的，就由三姐做監護人，另外一個監護人是我的好友黃灼。老大延風那時在北京七中唸書，兩個女兒，喬喬在芳草地小學，津津在外交部幼兒園，週末都要接送。後來左瑩、黃灼夫婦幫忙辦理，把喬喬、津津都送進了育英學校。平常週末，孩子們有時到黃灼家，有時回我三姐家。寒暑假則都在我三姐家。那時三姐家已經從清華搬到北大了。鍾璞有一次到芳草地小學接喬喬，趕上下雨，就叫了輛三輪車。但是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沒法兒走了，就拐到一個出租汽車站。那兒只有幾輛計程車，等了半天，終於等來一輛，鍾璞才把喬喬接回北大。暑假時，孩子們就在三姐家，跟三姐大女兒鍾蓮的孩子們一起，整天圍著未名湖跑，滿學校鑽，一塊兒玩兒得高興。津津那時小，不知為什麼不愛看電影，一說要去看電影，就藏起來。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三姐就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