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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3年,我在遼寧工作時,才和三姐相約,一起去鄭州看望了父親。父親那年九十四歲,見我和三姐一塊兒到他跟前,高興得很,天天跟我們聊天兒,說這說那,問長問短,一點兒也不糊塗。他只是腿腳不好了,出去玩兒時不下車。車開進公園裡面,他坐著汽車逛公園。朱氏嬸在我們去之前,早早就開始給我們準備好吃的。我們去了後,她特意請人來幫她做飯。各種各樣的菜以外,她重點給我們做新蔡老家的各色飲食,滷麵、油餃子、糖糕、油疙瘩、麻葉兒等等,一天一個樣。我們頓頓吃飯都能想起小時候。父親的鄰居張軫、王毅齋老先生,知道我們來了,也來父親這裡串門聊天兒。我說起幼年我在開封唸書時,一次因為起床晚,要遲到了,就不願去學校,父親說我,我就哭。正好王毅齋先生來找我父親,見狀他說:“不哭了,我送你去。”就拉著我的小手,把我送到了學校。王毅齋先生大笑,說他也記得。張軫先生是我從小仰慕的將軍,他看見我和三姐,笑說“長大了”。聊天中,他說他會按摩,說著說著來了興致,就給我父親揉上了。我和三姐還去張軫先生家拜望過他。河南省*部的領導聽說我們去了,就請父親、朱嬸、三姐和我去吃飯。但朱嬸不去,她哪兒都不愛露面,只管在家中照顧好我父親。
紅衛兵走後,老人問:“是不是政變了?”(1)
最後,父親趕上了“*”。這次,他完全看不懂了。
一天,父親居住的省政協院中小院兒裡,忽然衝進來一群紅衛兵,喊著叫著,把他和住在這裡的其他三位政協老人從家裡揪出來,批鬥了一通,然後命令他們搬出政協院去。那天,已經九十七歲的父親左看右看沒明白。紅衛兵走後,他問身邊跟隨他多年的老彭:“是不是政變了?”老彭不知說什麼好。以父親多年對共產黨的態度,他覺得自己不應該是鬥爭物件。他不知道“繼續革命”之類的,所以,除了“政變”,他對眼前的亂局不可能有其他理解。
因為我父親年紀太大,後來沒把他從政協小院轟出去。但陸續地,張軫、王毅齋、侯連瀛都被轟出去了,原本四家的小院,只剩了父親一家。他和朱氏嬸二人孤孤零零,終日不出院門。透過書信,他知道自己的女兒、女婿和外孫輩多人都遭到批鬥*,甚至被抓捕,心情沉重壓抑。生於亂世的父親,奔波一生,總算看到了天下太平、人人歡喜、國家希望。但是,眼前卻又天下大亂、人人自危、國將不國。這讓他百思不解,失望嘆息。
那時,我在北京,每天都做好了被揪鬥的心理準備。因為,只要一開大會,就會“把某某某揪出來”。誰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揪出來。每次開大會時,大家都搬個小板凳坐到會場。好幾次坐下後,我囑咐身邊一直對我很好的同事朱慧媛:“一會兒我要是被揪了,你幫我把這小板凳收起來。”下班回到家裡,兩個小兒子仰著頭,第一句話總是問:“媽媽你今天被揪了嗎?”
我不放心年邁老父,可那時又不能去鄭州看他,便讓我的兒女前去陪伴一段時間。都在上中學的大女兒喬喬和二兒子明明到了鄭州,看到街上全是帶著柳條帽、拿著大片刀的武鬥者,高音喇叭從早到晚哇哩哇啦,都在為毛主席而戰,混亂非常。父親最後的歲月,就是在這樣的動盪亂世中度過的。因此他病了。
父親病重了,我得去看他。那會兒各單位都進駐“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接掌一切權力。本來,軍宣隊都同意我去看望父親了,但我們單位有個積極的人彙報說:“任均的父親問題那麼嚴重,還能批准她去看?”軍宣隊就不讓我去看父親了,說什麼都不批。我只好讓喬喬再往鄭州。喬喬到了外祖父家,沒找見人。她打聽問路到了醫院。父親見到喬喬,第一句話是:“你媽媽怎麼不來?”
我是父親最小的女兒,是他最疼愛的女兒。他知道,他的小女兒,他自己當年親自送到延安的六女,那時也失去了自由。連女兒都見不到——這是他生命的最後時間裡,最難受的事。繼母后來告訴我,一百歲的父親臨終前多次叫我:“六妮兒,六妮兒……”就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