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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兩個男人，正兒八經的結婚呀，而且，是那樣的一個女人、兩個男人！當那個如水一樣柔弱的女子，在陌生的西域荒涼大漠，在戈戟戰馬相交嘶鳴碰撞的歷史硝煙與血火中，如此反差地構築起兩個人的世界，她的生命怎樣去面對，她的青春韶華和情感心路歷程，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
他的語調越來越慢，聲音越來越小，直到最後把眉頭皺得很緊，用小眼的餘光瞟向我，說：
“好吧，不做美工，那你想幹什麼呢？編劇、錄音、製片——就是不能選導演，其他的工作隨你挑。”
我突然站起來，緊握著導演的手，有點激動地說：
“就衝你這幾句話，即使什麼也不做，我也願意隨你一起，待在劇組裡，把你想弄清楚的這些東西，弄個明白。”
我不知道，我和長篇歷史電視劇《王昭君》劇組，那個擠弄著小眼睛的聰明的導演相遇，是不是一種夢幻，或者，是類似於非常殘酷的藝術與生命的玩笑而已。我知道，有些著名導演花錢僱人寫電視劇，寫不倫不類的電視小說，但那些人不是我。我知道，我和他們大體都差不多。該弄的想弄的作品，一樣也弄不出來，或者弄出來，無論放在電影片道、電影螢幕上，還是掛在藝術畫廊、展覽館，都同心中嚮往的那種藝術相去甚遠。後來導演傳回話來，所謂電視劇，就是一種大眾文化，而大眾文化，說穿了就是俗文化。談談戀愛，哭哭啼啼，死去活來，或美女飛刀，再加上把畫面弄得很刺激很美，大多數觀眾都會如痴如醉。所以，《王昭君》那部電視劇，至今遠不止還在操作層次上擱淺。不過，那晚和導演在星月下的荒郊小酒館裡夢一般的對話，似乎時時還在我心中迴旋。大白天也常常想起，一想起它們，我便陷入對未來繪畫藝術的深深恐懼中，似乎有種神秘的力量召喚著我，使我努力從導演擠弄的小眼裡，獲得一些關於王昭君的什麼。也許我思緒的種子，繪畫的、詩人的、作家的——思緒的種子，都可能從那個看不見的攝製組，以及晃動著攝製組人影兒的浩瀚天空下、無邊大漠中，播撒在我的心田。我覺得，我有許多關於《國色》的繪畫語言，將從這裡萌發，未來精神之路，繼續這麼走，直到有一天，不為畫畫，不為拍電視，卻可能渲染出世上最美的國色來。
出塞（2）
我對過去繪畫的厭倦和恐懼，並沒有結束。走出沉悶的書齋，走出佈滿灰塵的畫室，雨後的西嶺畫院，還是那樣清新。梧桐樹葉濃郁，爬壁虎藤鮮嫩，胭脂花開抒情。而西嶺畫院裡傳來的資訊還是那樣誘人，又使我產生深深地隔膜……前衛藝術、先鋒藝術、行為藝術表演，還是那樣活躍。身上潑過墨汁，又塗糞便。喝過可樂，又吃屍體。裸了上身，又裸下體，簡直不可思議！我想，如果那些還算藝術，如果做那些工作的人還算藝術家，如果他們心中，還對藝術有一絲尊重和虔誠，還對繪畫有最基本的把握和藝術智慧，那麼，我們這些屬於藝術的智慧和心靈，去做點什麼不好呢？
……
（）
“褻瀆、褻瀆！如果也可以算藝術的話，這種勾當、這種營生，簡直是，是體力的浪費！”
在那些裸體行為藝術家面前，我邊看邊走，喋喋不休。不知道怎樣才能痛快地發洩心中積鬱已久的不滿和牢騷。
“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絕對了！”
同事和朋友，女雕塑家易安，居然把我對現代藝術的某些看法，看成是我這些年遠離藝術實踐的牢騷。那時，我們已經認識好多年。無論為藝術，還是為朋友，我們什麼都可以談，不用像對外人，說什麼話，總是吞吞吐吐。
“不要太情緒化，”易安說，“藝術的思維和行為一樣，都應該是多元的。心胸要開闊一點，不要你怎麼活，就不容許別人怎麼活。”
我氣得說不出話來，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和誰生氣。而且，不是和《王昭君》的電視導演，在這個城市郊外，天空閃耀著點點星星的小酒館，而是在大白天，在熙來攘往的大街、人頭攢動的新世紀藝術廣場，既然這樣，我就為我們的藝術感到深深悲哀了。
“你應該融入新時代的藝術審美實踐中。”易安沉思了一會兒，誨人不倦地說。說著，有點異樣地笑了，開朗地告訴我，“我們學校油畫系，又招了一批新的模特兒，有下崗的歌舞劇團的演員、失業的健美教練、從業的××小姐、時裝模特，如果你覺得日子不好過，說白了吧，就是無聊了，哪天帶上畫板來，讓你選擇一個，練練筆鋒？”
啊，真的？我陌生地望著她，不知道說什麼好，苦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