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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走私客每年從中至少可以獲得數以百億計的黑色收入，而且還不計入香港的官方統計。可以預料，等到中國內地“入世”之後，關稅稅率將全面下調，市場也將全面開放，香港的走私行業必然隨之而式微，香港人的實際“國民收入”可能要減少一兩個百分點。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以此類推，所有主要依靠中國內地市場封閉而賺錢的“中介”行業，都會面臨同樣的困境，過不了幾年就要“收檔”。中國內地“入世”之後，原先從事“中介”活動的許多香港人，還可能發生另一種變化。以筆者的一位朋友為例。他早先為一家外資大公司打工，負責開拓中國內地的化工原料市場。幾年前他自立門戶，仍然是向內地轉銷化工原料。現在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經在內地好幾個地方開設分公司，貨品也直接運到內地的港口報關卸貨，還在內地投資設廠和經營房地產。漸漸的，他每個月呆在內地的日子越來越多，回到香港的日子越來越少，香港公司的規模還是幾年前的老樣子，對他已經有點無足輕重了。今後，像他那樣的香港商人一定會越來越多，港商”和“中商”的區分會越來越模糊，香港原來的某些“中介”作用則會相應縮小；他們在內地的業務可能進一步擴充套件，但香港經濟未必能夠從中得到多少好處，甚至可能受到影響。就像八十年代香港製造業相繼北移那樣，明年中國內地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香港其他一些行業（如金融服務業、律師業、會計業，等等）也可能把更多的業務搬到內地去做，有本事北上的香港人會找到許許多多新的發展空間，無法適應這一變局的人就可能被淘汰。中國“入世”之後，香港仍然可以發揮它的“中介”作用，只是“中介”的涵義必須作很大的改變。如果說，香港過去主要是靠內地封閉和半封閉而成為“中介”，今後就應該轉而利用內地全面對外開放的新形勢。香港未來的優勢，仍然在於它的國際化，在於健全的法制和司法體系，在於高度自由化的經濟活動和金融市場，在於香港人長期積累的經商經驗，在於他們溝通中外的能力。香港仍然是其他地方的投資者進入中國內地的最佳橋樑，香港人也是他們進入內地市場的最佳合作伙伴。渣打銀行總經濟師郭國全就相信，不用多久，很多海外公司就會考慮未來幾年在中國內地市場的部署。以銀行業為例，很多外資銀行很快就要開始計劃和部署五年後如何發展中國內地的零售業務，要找專人評估內地市場的潛力，要怎樣發展，要在哪裡發展，作出策略性考慮，很仔細、很小心地去研究。而在這方面最熟悉的，就是香港銀行、法律、會計等方面的專業人員。但香港人還必須努力保持既有的優勢，提升競爭能力，否則未必能夠牢牢抓住這一歷史的機遇，繼續分享中國對外開放提供的利益。外國投資者今天樂意同香港人合作，主要因為自己對內地市場環境不那麼熟悉，同中國內地各方面打交道經驗不足，缺乏真正瞭解內地的專業人才。香港人在這些方面確有優勢，但並不是永遠不會被其他人替代的。正如香港學者劉佩瓊所說，港商對中國內地的瞭解也僅流於表面，隨著內地市場與國際“接軌”，港商過去倚仗的語言和文化優勢將逐漸減弱。香港海關最近組團到上海交流，也發現上海海關在電腦運用、培訓課程、與世界各地海關緊密聯絡等方面，都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令團員十分驚訝，大跌眼鏡。最令人擔心的，是過去十幾年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香港人，明顯缺乏適應未來變化的能力；他們實際上是當代香港社會主流價值觀（急功近利，鄙視內地又不願瞭解內地）的受害者。就語言能力而言，香港教育界至今仍然把學習普通話當作可有可無的事情，仍然把廣東話當作“母語”而不是方言，弄得學生寫不出像樣一點的中文，日後如何同中國內地、臺灣和新加坡的專業人才競爭？未來很可能出現這樣一種可悲的局面： 香港繼續繁榮興旺，但享受最豐美果實的未必是在此地長大的香港人，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新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