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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和經濟發展。董建華的報告抓住了這些重點，得到輿論的普遍支援，而他在報告中表示要幫助數十萬個家庭購買住宅併為首次買樓的人士提供六十萬港元（約合八萬美元）的低息貸款，也成為多數香港報章的頭版頭條的大標題。迴歸後的香港面對著一大堆難題，有遠慮也有近憂。形成這樣的局面，主要因為過去十多年香港“夕陽政府”既無心又無力去解決經濟轉型帶來的新課題，英國人“借來的時間”已近盡頭，借來的土地”就要歸還，中英政爭更使一切事務都高度政治化，許多關係到香港人切身利益的民生、教育、勞工、就業、老人、住宅、新移民、環境等問題，跨越九七的基本建設以及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方向，都被凍結起來留待特區新政府去傷腦筋。而今，董建華和他的政府要著手解決這一大堆事情，就須在遠慮和近憂之間尋找一條合理的、符合最大多數香港人利益的途徑。他可以把政府的儲備慷慨地用於改善民生，以獲取受益者今天的掌聲，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力圖把香港社會的注意力引向未來的新紀元，把提高香港競爭力作為求取社會發展繁榮及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這樣的思維方式是正確的。迴歸中國後的香港更加需要“跳出過去思維方式”，以新的時空觀規劃未來，充分發揮香港的潛在優勢。如果中國有希望在下一世紀成為東半球最強大的國家，香港就應該成為東半球最繁榮、發達的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若只是著眼於“近憂”，那就有可能如董建華所說，變得“被動守成而安逸平庸”，把握不了國家振興與世界發展潮流帶來的機遇。與亞洲其他三小龍相比，香港在經濟轉型方面起步遲了許多。但迴歸後的香港，卻有著許多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有利條件，除了執行良好的社會、經濟和法治體系，除了已經奠定的國際金融、貨幣、航運中心地位，除了雄厚的財政儲備，香港更有中國內地經濟高速發展的獨特背景作支援。當“借來的土地”已成為自己的土地，借來的時間”只不過是英國統治的“大限”，香港完全應該憑藉自己的強勢，利用香港與中國內地融合而產生的新能量，做出他人想做而做不成的大事業。董建華的首份施政報告達到了這種要求，實而不華，並一掃保守、自卑的心態。在具體決策方面，董建華把推動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程，特別是交通運輸專案，作為帶動香港再起飛的龍頭。以香港的財力，要完成這些工程並不難，只是以前耽誤了時機。交通的脈絡暢通了，被視為香港最稀缺資源的土地，也就可以充分利用起來，住宅等民生問題才有可能迎刃而解。另外，特區政府將為發展高科技產業和中小企業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包括設立“第二股票市場（創業板）”和加強推廣資訊科技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董建華把開發人才資源、改善港人素質作為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關鍵，把進一步加強中西文化交融作為提升二十一世紀香港的國際地位的一大優勢，達到英治時期不可能有的最大格局和最高目標，令世人看到“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確有能力做出過去無法想象的成就。有人擔心，董建華為香港提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全面規劃，會不會同英國人的“積極的不干預”施政原則背道而馳。但英國人治理香港以“積極不干預”為標榜，首先因為香港乃是它的遙遠殖民地；而且，到後來所謂“不干預”變成了無所事事和不負擔責任的藉口，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當然不可能繼承這樣的施政方法。既然香港人在英國管治時不可能做成大事，就應該比英國人更有眼光和智慧，揚棄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殖民統治的一切遺產，從而創造新香港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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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見“浙商”，不見“港商”
2005年10月
前不久到中越邊界廣西一側的東興市採訪邊境貿易，發現在這個人口剛過十萬的小“市”裡面，居然有一萬三千個浙江商人在做生意。因為來自香港，當然要問地方官員： “這兒有沒有香港商人？”很少見到。”回答頗令人失望。街頭有幾家店鋪，牌子表明它們來自珠江三角洲地區，也許其中也有香港資本的公司，但遠遠比不上浙江商家的氣勢。浙江省的兩大小商品市場，都已經在東興建立了分市場。紹興商家聚集的紡織品市場形成了“一條街”，前後投資三億多，共一千餘人，來得早的已有七八年，甚至在東興結婚生子，買地建起住宅樓。投資一億元剛建好的義烏小商品貿易城裡面，來自台州的商人最為活躍。他們一面把浙江出產的日用品銷往越南，一面又把整整一層樓面變成越南紅木傢俱批發中心，吸引了一批越南商人前來設攤位。我問貿易城老闆“這麼大的投資是否收得回來”，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