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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楷帶著“小超人”的光環走進新的世紀，難怪他要大手筆舉辦迎接二○○○年的晚會，還特意從美國請來“天后”惠特尼？休斯頓來演唱助興。
李嘉誠是香港在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間產生的“超人”，李澤楷則有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香港的“新超人”。不管他的“數碼港”和“盈動”最後結果如何，他已經改變了香港人對高科技產業“敬而遠之”、怕蝕錢的傳統觀念；他的本事無非是叫人相信搞高科技不僅可以賺錢，而且可以賺大錢。最近幾個月，那些本來緊抱房地產業不肯放手的大財團也紛紛投巨資於訊息、網際網路產業，等於確認李氏父子對香港經濟轉型的先導作用。
然而，到現在為止，香港的高科技產業基本上還只是一個集資和股市炒作的“概念”，遠沒有奠定實際基礎。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高科技熱潮的展延，美國不出事，香港也許萬事大吉；美國的高科技熱潮最後如果變成“泡沫”而破裂，香港一定也跟著倒黴。現在許多人都在爭論香港的高科技股是不是熱過頭，但如果不能確定美國的高科技股是不是熱過頭，這種爭論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香港只有一部分人有能力參與高科技的發財遊戲，有可能富上加富或者成為高科技“新富”；今天的“打工仔”，特別是中年以上的，也許有一半或者更多將被排斥在外，成為高科技時代的“新貧”，更不用說本來就跌落到貧困線以下的窮人。香港本來就是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但今後如果貧富分化更加嚴重，就需要特區政府運用智慧，使社會矛盾不至於激化、失控，這對政府將是重大的挑戰。
金融風暴把香港和深圳拉近（1）
去年七月一日前夕，一些外地記者朋友來香港探訪，問起香港人是不是真的對迴歸中國憂心忡忡。我的回答是，不同的香港人有不同的想法，在報刊上經常發表意見的未必就代表多數香港人的真實心態。
如果起得早到羅湖關口去看一下，深圳那邊和香港這邊每天早上七時前都有數千港人等開關過境。其中有的是家在香港到深圳上班，也有的則是把家搬到深圳，自己仍在香港工作。對他們來說，“九七”未到就已迴歸，何來恐懼和憂心？七月一日之後，過關手續或可簡化一些，速度加快一些，每天開關的時間延長一些，他們一定舉起雙手歡迎。
這半年多來香港與深圳兩地的關係又變得更加密切了。早些時候就聽朋友說，深圳那邊的關口附近有座“羅湖商業城”，裡面新開了許多家裁縫鋪子，專門縫製中式服裝，如旗袍和中式棉襖等，大批香港人專去訂做。近日又看到報上一位專欄作家寫道，他和一班朋友到某五星級酒店吃壽宴，餐廳內的其他賓客幾乎全都穿著中式絲綿襖，一問原來都是在深圳做的，全手工縫製，既漂亮又便宜。
實際上，越來越多香港人把深圳視作消費、購物的好地方；亞洲金融風暴的到來，更使之成為潮流。今年農曆新年期間，超過一百萬香港人（即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經羅湖進入深圳。其中一部分轉去中國其他地方，另一部分就在深圳過年。往年這時深圳的旅館有三成入住率還算不錯，今年幾乎家家客滿，香港旅客差不多佔一半，許多是全家老少一齊到來。
主要原因是香港人荷包變小、變薄，深圳又近，東西又便宜，自然成了他們熱門的外遊地點。到深圳去一趟其實算不上是旅遊，只要花數十元車資，不到一小時的車程。香港人去那裡一是購物，二是吃，三是玩，也有販貨、談生意的。香港地狹人稠，有深圳這麼一個新空間去舒展一下身心，很好。
訂做衣服是新出現的時尚，天冷了到深圳買條被子則早已成了中下層香港人的習慣，家裡換窗簾到深圳買布縫製，價錢只及香港一個零頭。近來在羅湖關口又見到不少港人手提著鐳射唱片機返家，原來內地出產的鐳射唱片機不僅質量已超過日本、韓國，而且廠商間競爭激烈，價錢越壓越低。過去只有香港人買了日本家用電器帶去內地，現在開始“風水倒轉”，不能不說是鄧小平的功勞。
到深圳買菜，是不少香港家庭主婦的樂事。見到她們提著大包小袋，有的還推著小車，一邊走向關口一邊與熟人交換菜肉魚禽的行情，可以推測她們又省下上百元的家庭開支。深圳菜肉比香港便宜許多，到飯館用餐也可比香港節省一半。無論到深圳購物還是遊玩，找個中意的地方飽餐一頓，是免不了的。前些日子香港因禽流感一個半月無活雞吃，到深圳吃雞更是美事一樁。
像筆者這樣以文字為生的，到深圳最緊要的事情是買書。出了羅湖關口，先到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