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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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爸爸和我也就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一九八三年的春節，送到我家寫春聯的紅紙越來越少。街上開始有各種春聯印刷品，已經流行的“福”字也有了各種字型，這是文化工業在鄉村的最初跡象。需要寫字的機會也越來越少了，牆上也不再需要寫各種標語，商業的廣告品也是印刷品，隨意張貼在牆頭。而算盤開始被計算器代替。“手藝活”幾乎從鄉村的文化中消失了。

在我大學畢業的前兩年，雖然寫對聯少了，但我還每年幫村委會寫一副貼在村禮堂門前的春聯，要用六張紅紙寫成。到了一九八五年，我不用再寫了，給村委會看門的老通訊員死了，村委會也不需要人看了。寫春聯的事沒有人管了。鄉親們也不再找人寫春聯，都從鎮上買回印刷好的春聯張帖。

我給這個村莊最後的“題字”，是為我的母校寫了校名。鎮上管文教的領導多次邀我寫校名，我都婉謝了。隔了一段時間，我已經忘記這事，有一天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學校大門重建，等我的字做設計。我推辭不掉，就提出寫歸寫，但不署名。雙方就這樣妥協了。這年的春節，我回到村上，看見了自己的字，站在門前，想起童年、少年讀書的時光，竟然覺得自己和村莊都老了。學校的門前也一樣有幾處草堆子，而現在草堆子更多了，學校也無了聲息。我們這個村莊的孩子，在這個世紀初到鄰村的中心小學讀書了。據說是因為村上的學齡兒童越來越少，而鄰村又和好幾個村子都在公路邊，交通方便，鎮政府便在那兒設了中心小學。此事曾在村上引起譁然，在外工作的人也干預過此事，提出應當把中心小學設在我們村，因為從解放以來，我們這個村就是東半部的教育中心，幾十年都有小學、初中，一段時間還有過高中。最終，村上的孩子還是跑到外面讀書了。我回去的時候，聽到感嘆：這個村沒有地位了。父親是在村上的小學撤除之前退休的，比他年輕的那些同事現在差不多也都退休了。一個沒有學校的村莊，就像缺少了靈魂什麼的。我的那幾個字掛在校門的牆上，孤孤單單。它們彷彿如我站在那兒，追憶著往昔的韶光。

。　想看書來

眺望與想象（1）

回故鄉的路越來越方便、通暢了，幾乎是高速公路。不用過長江輪渡，長江水可望不可及。往鹽城方向，到了姜堰的溱潼鎮，再下高速轉往鄉村公路，時堰鎮就在不遠處，莫莊村就在不遠處。汽車越過一大片溼地，鄉村景象已經被收拾整理過，田野成了休閒場合的佈景。但它潮溼和青澀的氣息，仍然是我少年時的呼吸。特別是清明時節，遍地菜花，燦爛得遮蔽了少年時曾經的貧困底色。我通常是在這樣的情景中，才有田園牧歌的感覺，或遠或近的詩意在我身邊飄蕩又轉瞬即逝。那個村莊就在前面，我從這條路過去，到了那兒即便不是轉身返回，但也只是個客人。

在遠離故鄉的城市找到一個地方，在那裡可以眺望那個村子——我明白這已經不可能。如果還有這麼個地方，那也只在自己內心。內心，有時而不是經常，可能會築起一個高坡，高坡上長著一棵樹，楝樹。我爬到了樹上，楝樹果順著我的褲管七零八落。這是仲秋的季節，村莊清晰地臥在純淨的天空下，稻子快要收割上場了。還有小鎮上喧鬧的石板街，我初戀的同學又突然出現在街上，我們擦肩而過。

*年夏天的傍晚，我抱著女兒站在莊前的水碼頭上，我沒看到村中的一個少年像我和我的同伴當年那樣，從碼頭下水，然後舒展自己的身軀，仰在水面，望天空漂過。每一代少年都有自己的遊戲方式，他們和我們不一樣。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我結束了和這條河的親密關係。在這個夏天，我還時常從北岸泅到南岸。夏天過後，我工作了，再也很少會在夏天回到村莊。村莊通了自來水，河流開始與我們的喉嚨沒有直接關係。現在的孩子，也不像我們那時野性了。我沉浸在小河裡，但我看不到有人從橋上跳到河裡。而我自己也沒有少年時的膽量了。

我有些感傷，小學時代酷暑中的無數個下午難道是鄉村記憶中的最後一個夏天嗎？水泥橋板燙得像烙鐵，我和幾個同學*了衣服在莊前的大橋上猛地往河裡一跳。這是我對夏天最熱烈的呼應和最強烈的反抗。我們在夏天與夏天呼應、對抗和妥協。比起很難有機會洗澡的冬天，我們歡呼夏天的到來，身體的舒展也告訴我們夏天是個生長的季節。我們等待秧苗茁壯，等待秧苗栽插，等待稻子揚花抽穗。只有炎熱的夏天，瓜果才會熟得發甜，只有夏天，才有雷鳴電閃狂風暴雨，而且我希望我就是它們。只有在雷鳴電閃風雨大作時，我才覺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