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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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級甚至是部級的校領導堅持要升教授、做博士生導師呢？這樣一種“雙軌制”，也反映出今日之大學，行政與學術資源的混雜。當權力還為社會崇尚時，行政級別也就成為身份高低的符號，而一個人擁有多少社會資源（包括學術資源），又與行政級別的高低相關。在這個意義上說，學術要獨立是很困難的。意識到行政化對大學發展造成傷害的人不在少數，但這種“化”的趨勢似乎不僅沒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這既有體制原因，也有利益驅動，應該算是一個複雜的“中國問題”。

此一問題，或許也可說積弊已久。當年蔣夢麟長北京大學，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北大三十三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講中，他把北大分為官僚時期、文化運動時期、群眾運動時期、索薪運動時期和覆信運動時期。依據北大的歷史，“官僚時期”應該指的是“京師大學堂”階段。胡適在《北京大學五十週年》中說，“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館的設立，那樣可以把校史拉長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個堅定的遺規，只承認戊戌年‘大學堂’的設立是北大歷史的開始。”在北大受學的學生，也以為北大的前身系京師大學堂，從管學大人、監督到後來的校長，均系大官充任或者兼任，學生們也多僚氣與暮氣。在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讀書的王畫初在回憶文章中說：

在那時代，科舉雖近尾聲，但尚未停廢。所以在當時如師範、譯學諸館，規定畢業出身，為獎給舉人，最優等為內閣中書，優等為中書科中書，中等為七品小京官，分部試用。

初辦時，學生都是京官，因此被稱為“老爺”，監督及教員則被稱為中堂或者大人。

這樣的跡象在新舊制度蛻變之間似乎不足為奇，也可見當下中國大學的“官本位”其來有自。有鑑於此，所以蔡元培先生說：“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又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覺得要打破以前的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蔡元培先生如何聘教員，又如何做學術，這是大家都熟知和稱道的。那時的北大，校長之外，有學科長、教務長、總務長。廢學長設系主任時，也只有14個系。自然，那時的專業數和學生數無法和今天比，但比之現在，那時的“領導職數”實在太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辦法，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開始是正廳級，後來是副部級。陳獨秀當文科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胡適當文學院院長，蔣夢麟當總務長，馮友蘭在清華當文學院院長，在現在只是正處級。蔣夢麟先是做*長，然後再做北大校長，等於是從正部職降到副部職務，按照現在的習慣，也只能在職務後面加一個括號，註明是“正部職待遇”了。如果蔡元培、蔣夢麟、陳獨秀和胡適等是把校長、院長、總務長當官做，中國的現代大學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狀況，這些人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是怎麼樣的狀況。

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很少說大學是什麼、不是什麼這樣經典的話，現在常常掛在嘴邊，但究竟什麼是大學，我也越來越糊塗了。

天下公器（6）

學報的辦公室在校學生會的樓上，但我從未更上層樓。我對學術的敬畏之心，如同我在樓下仰望樓上一般。一次在路上，聽到畢業了的學長說某期學報要發什麼文章，我實在欽佩不已。畢業以後，在老文科樓上班，學報又在我辦公室的樓上，那時偶爾學寫點論文，心虛地跑到樓上轉悠，好像沒有進過門。靠近九十年代時，終於有天投了篇稿子去。編輯看後約我修改，我誠惶誠恐地把修改意見記下了，再回去按照編輯的意見改。但編輯對改過的稿子並不滿意，又把我找去，而且替我寫了他認為應該怎樣寫的詳細提綱。我心情十分複雜，按照他的提綱，我無論如何不會寫，但編輯如此打磨後學的精神又令我感動不已。我愣了半天，說我再想想。這篇稿子後來另謀出路了。——多少年以後想起這件事，我心裡還是溫暖，文字是冰冷的，但文字背後的故事是流淌著的血脈。

等到不用筆墨而流行電腦寫作的時候，我的辦公室和學報比鄰，後來學報的辦公室又成為我的辦公室。在這間辦公室我一呆就是好幾年，我的一些論文和著作或在這裡完成或在這裡列印。這些年學校變化天翻地覆，體會到魯迅說的要在紛擾中尋出閒靜來的意思，我想讀書和寫作是一個人獲得自由的最好的途徑。我常常覺得這間辦公室瀰漫著學養之氣，足以涵養我的文字。但後來我發現這其實是錯覺。換一個空間，倘若你心裡還有學術，你總會接通你珍惜的那些精神、學養之類的東西。我感到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