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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想盡千方百計，也沒能肅清這一傳統。沒過多久，就出現一個狂人，名曰顧憲成。此人簡直就是言官的楷模，憤青的偶像。張居正在位時他不滿意，鬧彆扭；申時行上任了他還是不滿意，天天發牢騷；更倒黴的是王錫爵，為了斡旋群臣和萬曆的關係，遭人誤解不說，還被顧憲成放冷槍、設圈套，一堆人狂噴，直接被罵回家去。反正誰當首輔他罵誰，簡直就是“首輔殺手”。
首輔殺手不貪不佔，長期混跡於中下層官僚，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一致對上。俗話說，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溼鞋。天天吵架的顧憲成終於給人黑了，直接罷官回家。
顧憲成估計不懂什麼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回去了還不安分，兩天不折騰就閒得慌，於是成立了日後聞名遐邇的東林書院，還制定了院規：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由此可見，這是一個培養憤青的書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龍泉山詩社就沒有東林黨那麼大的影響力了，社員們的主要活動無非是吟詩作賦，相互品評。偶爾遊山玩水，下棋對弈，一派名士生活。
這段時期是王守仁文學創作的迸發期，他以詩言志，抒發苦悶，佳句迭出。比如：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於我亦何有！
9 左衝右突（2）
這種消極歸隱的念頭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就被打消了，在詩社後期寫給詩友陳宗魯（後拜入陽明門下）的詩中，王守仁積極追求內聖外王的意念再次顯露：
學詩須學古，脫俗去陳言。
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
又如崑崙派，一洩成大川。
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
子才良可進，望汝成聖賢。
學文乃餘事，聊雲子所偏。
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學復古主張討論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後又轉到成聖的話題上來。
弘治十年，王守仁26歲，回到北京。
這段時期，王守仁開始用心鑽研兵法，四處尋覓兵書來研究，每遇賓宴，經常“聚果核列陣為戲”，顯然是想成就一番統御之才。
可惜，弘治時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動出擊的軍事意志了。實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養生息得久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再打起來牽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終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業，掃平北方，卻遭到大臣們的阻止，於是他去問還算有些想法的的內閣大學士劉大夏：“太宗（朱棣）頻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條劉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沒有揮師北伐的激情了（腦殘志堅的朱厚照除外）。
但這絲毫不影響王守仁學習兵法的熱情，因為即使不當軍事家，兵法中蘊含的一些權謀思想也值得一個有追求的人把玩與借鑑。後來的事實證明，心學在制敵時其實就是兵道。
王守仁對《司馬法》的點評頗具儒家的王道風範：“用兵之道，猶必以禮與法相表裡，文與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書生氣，以儒術解釋兵道是合理而正義的。兵者，國之大事，關係到民族存亡，國家興衰，不用正義統帥必成兇器，王守仁站在“天下”這一高度看待戰爭，已不宥於一役之勝負。
而他評價《吳子》時又有點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孫子兵法較吳豈不深遠，而實用則難言矣。想孫子特有意著書成名，而吳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這一段對孫武和吳起的對比太精準了，殺妻求將的吳起渴望出人頭地，卻一生坎坷，簡直就是中國版的於連。性格決定了其帶兵打仗追求實用的特點，包括他愛兵如子，親自為生瘡計程車兵吸膿，目光如炬的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卻很不厚道地透過士兵母親的話暗指他收買人心。事實上，吳起這種死了都要找人墊背的實用主義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吳子》的價值正在於其務實到極點的態度。《孫子兵法》喜歡談理論，把裡面的軍事術語刪去就是《老子》。《吳子》則不同，它絕不說任何大而無當的話，通篇只講“山谷應該怎麼布兵，森林應該怎麼行軍”，可以說《孫子》是戰略，《吳子》是戰術。
而在王守仁，兵者，就是用來以暴止暴的利器。這一點同心學一樣：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