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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鄭和下西洋的全面成功,目前所有“已知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和國家已經完成了溝通,而環繞非洲的航路固然難走,但這也未嘗不是大明的目的。
作為開拓者,大明的艦隊已經在沿岸的要地進行了佈置,很快,這些航線上的咽喉之地,就會被後續源源不斷地船隊建設成類似馬尼拉、新港的海外基地。
而現在的歐洲人,在漢薩同盟的海軍力量被摧毀後,其他歐洲國家已經沒有太大規模的海軍,自然也就無法進行探索,相當於大明畫完跑道、定下規則後,這群選手還沒起跑呢。
毫無疑問,這就是領先於時代的重要作用,這也是姜星火來到這個時代的意義。
——鄭和下西洋,本就應該成為華夏大航海時代的先驅!
而隨著各種貿易契約的簽訂,大量的大明貨物,也開始沿著這條新航路走向帖木兒汗國、白羊王朝、馬穆魯克王朝、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拜占庭帝國以及西方諸國的市場。
不過跟茶葉、絲綢、瓷器等貨物在消費能力強大的這些中西亞及中東諸國的熱銷情況不同,大明的商人們發現,此時的歐洲,只有上流社會能夠負擔得起這些來自東方的高階奢侈品的消費,而普通民眾,則更熱衷於紡織品。
根據已經簽訂的貿易契約,各國從大明商人們手裡獲得的紡織品,會在朴茨茅斯、呂貝克等地透過漢薩同盟組織的大型拍賣會的方式進行分銷。
而按照西天竺公司的粗略統計,這些紡織品被歐洲各地的商人大量買進以後,會在漢薩同盟的分銷渠道下,逐漸向中歐、東歐和南歐進行銷售,有的是直接賣布,有的則是經過裁縫購買和手工縫製後,製成當地比較流傳統的衣物種類再進行二次銷售,男人有布襯衫、圍巾、袖口、手絹,女人有頭巾、睡衣、兜帽、袖套圍裙、外衣、襯裙等等。
雖然在東西方貿易開展的之初,歐洲的紡織品的消費量還不算高,甚至只有安南人的一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紡織品在歐洲的消費量開始逐漸走高。
原因都很簡單,
是的,這是對於歐洲的普通百姓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相比於南天竺的婦女通常可以用五顏六色的衣服和紗裙來打扮自己不同,處於中世紀末期的歐洲,普通百姓是基本不能穿到這些色彩鮮豔的衣服的。
後世的經濟學家如此記載道:“在大明的艦隊抵達歐洲以前,裝束及外表上的差別,通常被意味著在歐洲社會不同的社會等級,正如水晶鞋的童話中所寄託的寓意那樣,許許多多的歐洲女人認為,像是貴婦們之間也在流行印布一樣,印布既有絲綢的圖案和視覺效果,又具備能夠被更廣泛的社會階層接受的價格,從而使得曾經屬於精英階層的昂貴絲綢的消費時尚,開始向整個社會傳播之前靠刺繡或者精心織布才能形成的圖案,現在能夠透過印染無窮無盡地進行復制,而只要能穿上這種輕巧且色彩鮮豔的布衣裳,她們就不再是底層社會的普通女人,這種源自於內心需求的強大動力,讓渴望從封閉與保守中解脫出來的消費者對大明的紡織品趨之若鶩。”
不過大明物美價廉的紡織品在歐洲的大量傾銷,顯然也不是沒有阻力的。
如果說財大氣粗的帖木兒汗國認為跟大明的貿易基本上是雙贏,那麼對於始終處於貿易逆差狀態下的歐洲,則有很多保守者認為這是對歐洲社會在道德和經濟上的雙重摧毀從道德上,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就公開呼籲,這些來自東方的奢侈品腐化了歐洲社會的道德,因為當歐洲社會把毛料和絲綢用以符號標記社會等級的時候,印布卻導致了整個社會的無序與混亂。
——隨後在鄭和艦隊兩年後再次來到歐洲的時候,就幫羅馬人重新換了一位教皇。
什麼時候大明的事情輪到教皇來指手畫腳了?
而這時候歐洲正好有兩位教皇,分別是位於羅馬的高利十二世和位於阿維尼翁的本尼迪克十三世,明軍登陸亞平寧半島,在已經有二百多年曆史的比薩斜塔下,羅馬和阿維尼翁兩教廷的樞機主教屈服於明軍的壓力,召開了包括有樞機主教、主教、修道院長、神學家以及歐洲各國君主代表共五百餘人參加的“教皇換屆會議”,同時廢黜了格列高利十二世和本尼迪克十三世,選了亞歷山大五世成為新教皇。
亞歷山大五世在明確知道自己確實沒有幾個師的現實後,乖乖地給開始給信徒們重新解讀聖經了。
而隨著大明與歐洲的貿易持續進行,在貿易逆差上的加劇,迫使歐洲被布衝破產的毛料和麻料製造商和牧羊人、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