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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包括東林書院在內的大明各地書院悉數被拆毀。
終明一代，一共有四次禁燬書院的事件發生，明代的書院可以說命運多舛，屢遭劫難。
明廷當然不會沒來由地這樣做，而是這些書院的一些行為已經觸動了朝廷或者朝廷當權者的利益，故而將其毀去。
第一次和第二次發生在嘉靖年間，第三次發生在萬曆年間，第四次發生在天啟年間，也就是魏忠賢主導的這次禁燬書院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禁燬書院的人是萬曆首輔張居正，張居正曾說：
“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今後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
由此可見，張居正禁燬書院並不是禁止學校所教授的經書義理，而是反對一些人以書院為媒介“聚黨空談”，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等到了天啟年間，隨著東林黨的逐漸強盛，天啟皇帝意識到了書院的危害，那裡已經不是讀書人做學問的地方，而是結黨營私之所。
由於能進書院的人都是大明的讀書人，不少人有著功名在身在地方上有著不少特權，故而聚集在一起的話就成為了地方上最為強大的利益集團。
為此，這才有了天啟年間的禁燬書院一事，主要衝著的就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東林書院，這無疑給了東林黨的官員以沉重的打擊。
如果說楊漣和左光斗等六人被殺是天啟皇帝一舉把東林黨從朝堂上的統治階層拉下馬的話，那麼周起元和高攀龍等七人被殺則是天啟皇帝對東林黨的警告，讓他們不要與朝廷對抗。
當然了，這兩件事情是天啟皇帝透過魏忠賢來完成的，故而魏忠賢自然成為了東林黨最為痛恨的人。
由於周起元和高攀龍七人皆為東林黨的重要成員，故而被東林黨稱之為“東林七君子”，與楊漣和左光斗等六人的“東林六君子”相對。
隨著周起元和高攀龍七人的被殺，天啟皇帝的君威正式得以確立，讓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意識到他們所侍奉的早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懵懂的少年天子。
故而，自此以後天啟皇帝的政令得以順利推行，無論是京城各大部院堂官還是地方上的豪強勢力都皆不敢違逆其聖意，畢竟天啟皇帝手裡的刀可比萬曆皇帝鋒利得多
當得知朝廷要禁燬天下書院時，李宏宇不由得無奈地嘆了一口氣，這是遲早的事情，東林黨的根基就在東林書院，而且自東林書院後大明各地的書院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固然，這些書院與東林書院一樣都教授經義典籍，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成為了地方上士紳勢力的聚集地，結黨營社現象嚴重，引發了明廷上層統治官員乃至皇帝的重視。
李宏宇所開設的西洋學院自然不在禁燬的行列，因為李宏宇早已經將其掛靠在了海關司的名下。
換句話而言，設在海城的西洋學院和醫學院的性質是官學，而且在裡面受教數年後就會被海關司派遣到外地任職，與大明的書院以及私塾、官學皆不同，由此一來就避開了這次的浩劫。
蘇州的事情過後，朝堂文武百官都見識到了天啟皇帝的強勢，故而無人敢明目張當地違抗天啟皇帝的萼聖意，天啟皇帝的君威得以鞏固和強化。
作為天啟皇帝在朝堂上的代言人，魏忠賢的行情更是水漲船高，一躍成為大明最有權勢的人，使得滿朝的文武百官莫不對其禮讓三分。
第七百九十九章 權宦
十月份，李宏宇在海城得到了一個令他感到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浙江巡撫潘汝楨上了一道奏章，請在西湖畔離岳飛祠不遠的地方為魏忠賢建一座生祠，以表彰魏忠賢自天啟皇帝登基以來的種種功績。
潘汝楨的這道奏章一經公佈立刻震驚了朝野上下，誰也沒有想到他一個堂堂的巡撫竟然會做出這等奴顏婢膝的事情來，用生祠來拍魏忠賢的馬屁，簡直是斯文掃地。
在古代，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要想在活著的時候給自己建立供人祭拜的祠堂都是一件逾制的事情，會被人視為心懷不軌，意欲謀反。
因此，潘汝楨才會給天啟皇帝上這道奏章，只要天啟皇帝首肯的話那麼再建生祠的話就沒有絲毫的問題。
實際上，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潘汝楨明著是拍魏忠賢的馬屁，實際上是在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