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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但卻無法從中擺脫。
與此同時，關外局勢日趨嚴峻，後金軍的兵鋒已經抵達了遼西，而遼東經略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之間卻鬥得不可開交，以至於遼東政令系出兩家，使得地方上的將士無所適從。
不過，與目前京城的局勢相比的話，李宏宇根本顧不上擔心關外的戰局，事實上隨著他的出現關外的戰局已然發生了改變，史上天啟二年後金軍就擊敗了熊廷弼和王化貞，可現在兩人卻依然率軍與後金軍對峙。
李宏宇之所以重視京城的局勢，是因為今年非常特殊，是大明的京察之年，即對京城的官員進行考核。
由於天啟三年是農癸亥年，故而這一年的京察也被稱為“癸亥京察”，是天啟朝的第一次京察。
主持這次京察的是東林黨人、吏部尚書**星，當然了，在**星背後坐鎮的是內閣首輔葉向高。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三十年前**星就公開聲稱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的時機，是一場君子和小人之間的較量。
三十年前也就是萬二十一年，李宏宇尚未出生，**星成為了吏部考功司郎中，第一次有幸參加了京察。
萬二十一年的京察大肆排擠和打擊了齊楚浙三黨，被視為東林黨崛起的標誌，從此東林黨正式成為了大明朝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大明的黨爭也越發激烈。
其實，**星把京察解釋為“君子”和“小人”之爭也代表了東林黨的一貫風格，評價官員的優劣不以能力和德行為主，而是要看其政治上的主張，只要認可東林理學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
這樣一來，就把京察的重點從考核政績變成了考核道德標準。
然而，即便是這個道德標準也不是以公正廉明等操守為準，而是要以東林黨所推崇的理學思想來衡量，認為贊同者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反對者就是小人，實際上就是黨同伐異。
李宏宇已經收到了風聲，**星現在正在大力蒐集對齊楚浙三黨不利的證據，好像還提出了“四凶”的說法，把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四個齊楚浙三黨的黨魁列為為非作歹的典型。
這使得李宏宇不由得想到了後來那些反東林黨的文官給東林黨人的編的奸臣名錄，看來這是事情的源頭在東林黨的身上。
在李宏宇看來，京城的黨爭到了如今這個地步，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的黨爭已經使得文官集團內部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痕，而今年的京察勢必會使得這道裂痕急劇擴大，進而使得雙方發生決裂。
李宏宇很清楚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衝突的根源有兩個，一個是對皇權的態度，另外一個就是稅收之爭。
如果讓李宏宇拉劃分的話，齊楚浙三黨的官員雖然也想要從皇帝那裡奪取更多的臣權，但他們是溫和派，或者說是鴿派，而東林黨則是鷹派。
齊楚浙三黨並不贊同東林黨極端抵制皇權以及降低稅賦等主張，畢竟中央集權是確保國家安穩的根基，而稅賦不足的話不僅沒辦法用兵打仗，而且連正常的官府運作都受到了影響。
由此一來，齊楚浙三黨與東林黨之間的矛盾就無法調和，雖然這對文官集團不利，但對被文官集團束縛難以大展拳腳的天啟皇帝無疑是個好訊息。
雖然天啟皇帝年輕，但他由於自幼就受到了萬皇帝的悉心調教，對朝政有著自己的想法，雖被文官集團壓制但也做出了不少政績出來，說到底他是大明的天子文官集團也不敢行事太過出格。
例如，天啟皇帝登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懲處在移宮案立下“大功”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安，如果不是王安與東林黨人相勾結的話根本就不會發生這出鬧劇。
如果不是看在王安是泰昌帝心腹內侍的情分上，天啟皇帝絕對會殺了王安，以消心頭之恨。
事實上，當明軍丟了瀋陽和遼陽後，年輕的天啟皇帝在遼東戰事上已經失去了對文官集團的信任。
為此，天啟皇帝讓魏忠賢派出宦官前往山海關蒐集情報，並恢復了嘉靖年間被首輔夏言廢除的太監監軍制度，廢止了文官監軍制度。
這等於繞過文官集團建立了一套透過太監來掌控軍隊的系統，預示著宦官的重新崛起，把魏忠賢推上了史的舞臺。
面對天啟皇帝的這一系列舉措，文官集團自然要大力反對了，不希望被年輕的天啟皇帝壓制住。
為此，文官們選擇了一個拿手的辦法，那就是充分發揮了他們作為文人的優勢，開始大肆編造不利於天啟皇帝的謠言，汙衊天啟皇帝每天沉溺於木匠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