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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遼東、大寧和萬全三個都司，會試名額佔百分之三十五。
“中卷”指的是南直隸一部分和四川、廣西、雲南和貴州四省，會試名額佔百分之十。
由此一來，確保了大明兩京十三省都能有舉人考中貢士，此種取士方法一直持續到清末，對後世科舉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雖然科舉的“南中北卷”保證了大明各地的舉子都有入仕的機會，但在沒有名額限制、統一錄取的殿試的比拼中，“南卷”的貢士由於成績優異可謂佔盡了便宜，霸佔了殿試一甲和二甲的眾多名額。
按照大明的定製，殿試成績優異者留在京城各大部院衙門任職，其餘人等到地方衙門任職，這使得“南卷”出身的官員逐漸佔據了朝堂上的重要職位，為明末黨爭埋下了一個不可消除的隱患。
正是因為“南卷”的進士在朝堂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而京城四大黨派中的東林黨、浙黨和楚黨都是來自“南卷”，只有齊黨出自“北卷”。
楚黨有三大黨魁，分別是戶科都給事中官應震、兵科都給事中吳亮嗣以及右僉都御史黃彥士。
雖然三人的官階都不高，最高的黃彥士不過正四品而已，而官應震和吳亮嗣不過正七品而已。
不過，明朝有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官階的高低與官職並不成正比，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明有一個特殊的官場團體，那就是言官。
言官皆出身進士，而且是進士中名列前茅者，由翰林、御史和給事中構成，可謂大明士大夫階層的中流砥柱，天子身邊的近臣，雖官階低微但權力甚大，監察、彈劾文武百官。
自大明立國起，任皇帝對官場上各衙門的關係就講究一個制衡，最重要的就是用言官來制衡文武百官，後來又發展到用內閣來制衡六部，用宦官來制衡文官。
正是因為這樣，萬皇帝才能不臨朝而朝政照常運作，這並不是文官集團有多兢兢業業，而是萬皇帝非常好地平衡了朝堂上各個派系的關係，故而高枕無憂，朝堂上的事務才能有條不紊地運作。
雖然後世的書籍對宦官諸多批判，但考慮到那些書籍多為文人所寫，而宦官是皇帝的奴僕代表了君權，文人是文官集團的來源代表了臣權，雙方之間矛盾重重，故而記載不可盡信。
如果宦官集團真有史書記載得如此不堪，那麼皇帝自然不會坐視不理，可實際情形卻是皇帝對宦官集團頗為袒護，這不得不耐人尋味，難道明朝的皇帝們一個個昏聵不堪被宦官所矇蔽和脅迫？
實際上，宦官雖然與文官集團鬥得你死我活，但卻從沒有對皇權形成過威脅。
無論是權勢滔天的劉瑾還是魏忠賢都被皇帝輕而易舉地給除了，由此可見宦官對皇權是依附的關係，不像唐朝的宦官那樣能凌駕於皇權之上。
李宏宇和趙欣攜帶名帖和禮物前去官應震、吳亮嗣和黃彥士府上的時候，都受到了三人家人的熱情接待。
原因無他，李宏宇和趙欣頂著湖廣鄉試解元和亞元的頭銜，自然要受到對方重視，要知道兩人很有可能能在明年成為進士，進而成為楚黨的一份子。
與李宏宇不同，趙欣不僅拜見了楚黨的三大黨魁，而且還去拜見了齊黨的黨魁亓詩教和周永春。
丌詩教是吏科都給事中兼太常寺少卿，由於兼任了太常寺少卿故而官居正四品，周永春是禮科左給事中。
由於女真人起兵造反，並且攻陷了撫順，故而萬皇帝任命周永春為遼東巡撫，贊理軍務，已於十月份趕赴遼東任職，並不在京城。
趙欣的身份在大明應考的舉子中非常特殊，她雖然是山西人但是卻在湖廣考中了鄉試亞元，故而除了楚黨外自然也要拜見來自北方的齊黨了。
丌詩教和周永春的家人自然對趙欣這個湖廣鄉試亞元以禮相待了，即便是趙欣以後不加入齊黨但至少也算是與齊黨有過交往，關鍵時刻說不定會派上用場。
李宏宇既是湖廣人氏又是湖廣鄉試解元，故而他自然不能跟著趙欣去拜見丌詩教和周永春了。
京城的廟門雖多但也不能是個廟他就要進去參拜，這樣的話肯定很容易被人視為反覆無常的勢利小人，進而受到各方排擠。
李宏宇已經打定了主意，他既然出身湖廣那麼自然要與楚黨走得近了，雖然東林黨和浙黨才是朝堂之上最大的兩個文官黨派，但他身為湖廣人氏豈能輕易湊上去，至少也要等對方主動伸出橄欖枝然後再做應對。
說到底，朝堂上任何黨派並不僅僅只有當地的人氏，還會吸收外地人氏加入，而湖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