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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並進太子太保,成為從一品的高官。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浙江出身的官員,朱國祚與葉向高和方從哲的來往都十分密切,畢竟當年朱國祚踏入仕途的時候還沒有東林黨和浙黨的紛爭,而是南方官員與北方官員之間的之鬥,號稱南北黨之爭。
雖然朱國祚的政治主張雖然與東林黨相近,但他卻不是東林黨,也不是浙黨,與周嘉謨的政治主張相似。
因為朱國祚資深厚,再加上其與東林黨和浙黨有舊,故而他的任命並沒有受到朝臣的非議。
相對而言,天啟帝對另外一名內閣閣員的任命就使得東林黨頗多微詞,這個人就是禮部尚書孫如遊。
孫如遊是浙黨的元老,浙江餘姚人,天啟帝進其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進入內閣。
為了安撫東林黨人,天啟帝將東林黨人孫慎行從外地召回京城,任命其接替孫如遊為禮部尚書,以此平息了東林黨人的怨念。
表面上看起來,天啟皇帝任免的官員是他的聖意,實際上是京城各派系之間激烈爭鬥的一個結果,是各派系相互妥協後的一個產物。
作為一名少年天子,別看天啟皇帝貴為大明的天子,在很多重要職位上都無法隨心所欲地進行人事上的任免,必須要聽從朝中重臣的意見,誰讓現在臣權強勢而君權羸弱,這跟店大欺客以及客大壓店是一個道理。
不過,李宏宇還是從天啟皇帝的這番人事任免中看出了一絲端倪,在朝廷的這番人事變動中,內閣的影響最大,接連調進了兩名非東林黨的閣員,使得方從哲不至於孤軍奮戰。
李宏宇作為天啟皇帝的授課老師,其官位自然也得到了提升,雖然他的官職沒有變動但卻被授予禮部右侍郎的加銜。
這意味著李宏宇一躍成為了朝廷的正三品大員,作為萬皇帝和泰昌皇帝欽定的輔臣,他的官階確實低了無法跟別的輔臣相提並論,其餘輔臣最低的官階都是正二品。
所以李宏宇這次升為正三品官階也算是實至名歸,無可非議。
另外,天啟皇帝還給了李宏宇一項權力,那就是以左春坊大學士的身份“權內閣事”,與欽差一樣,屬於一個臨時性的職務,並沒有實職。
所謂的“權內閣事”,意思就是李宏宇以左春坊大學士的身份,輔佐內閣的大學士們處理內閣事務,雖然不是內閣閣員但卻有內閣閣員的權力。
天啟皇帝此舉很顯然也是為了平衡內閣內的勢力,暗中限制東林黨**閣的權勢,同時也顯示了他對內閣事務的重視。
李宏宇這次以左春坊大學士的身份進入內閣,並沒有引發東林黨的不滿,畢竟李宏宇並不是內閣閣員,只是天啟皇帝派往內閣協助內閣閣員的一個臨時性官員而已。
這樣一來,也避免了李宏宇違反內閣閣員不得擔任部院實職的定製,反正內閣是皇帝設立的,新增一些新規則而且也無可厚非。
尤為重要的是,左春坊大學士來被視為準內閣大學士,故而李宏宇以左春坊大學士參與內閣事務也並無不妥。
實際上,李宏宇由於常年在外,根本沒有時間履行“權內閣事”的職責,故而當他離開京城前往江南後,由趙欣以右春坊大學士的身份代他參與內閣事務中,可謂是天啟皇帝在內閣安插的親信。
不僅李宏宇,趙欣和孫承宗都得以提升官位,其中趙欣的官職也沒有變動,但有了大理寺右少卿的加銜,官階升為了正四品。
孫承宗同時提升了官職和官階,天啟皇帝將其提拔為詹事府的主官“詹事官”,同時有了禮部尚書的加銜,官階正二品,得以與其他輔臣相抗衡。
隨著天啟皇帝登基後的一系列人事任免,擁立天啟帝有功的東林黨勢力得到了加強,不僅在內閣中有著絕對的人數優勢,而且在各大部院中的話語權也得到了增強。
雖然齊楚浙三黨的勢力有所損傷,但這些損失完全在他們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並沒有到傷筋動骨的地步。
說到底,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齊楚浙三黨,由於雙方根基雄厚,故而誰都沒有辦法一口氣吃掉對方,雙方之間的爭鬥註定了是一場持久戰。
對於年輕的天啟皇帝來說,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處置每天臣子們所上的奏章。
雖然司禮監的太監們已經處理完了大部分的奏章,但還有不少奏章需要天啟帝御覽後拿主意,這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天子來說著實不易,需要聽從輔臣們的建議後決定如何處理那些國家大事。
這樣一來的話,天啟皇帝的思想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