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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堂發生了###，在這裡擔任教員兼監學的魯迅在寫給許壽裳的信中說到這事，對鬧事的學生不無同情，說“此次風濤，別有由緒，學生之哄，不無可原。我輩之擠迦納於清風，責三矢於牛入，亦復如此。”（1910年12月21日）他是回想起他們自己在弘文學院鬧風潮的往事了。信中說的“清風”指清風亭，東京地名；“牛入”指弘文學院的所在地牛込西五軒町。
“我以我血薦軒轅”（4）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推翻德川幕府，開始了歷史上稱作“明治維新”的現代化過程，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在“文明、開化”的旗幟下大量引進西方的文化，從思潮直到衣著和建築，十六歲的天皇本人也穿西裝，吃西餐。日本迅速發展成為亞洲強國，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了清王朝。魯迅到達日本的時候，正是明治維新取得巨大成功的時候。他從一個停滯的、幾乎凝固的社會里突然來到一群奮發的進取的人們中間，這一對比是這樣強烈，使他更加痛感到祖國面臨危機的深刻程度，痛感到自己對於祖國的責任，在這種心情之下，他寫了一首詩：
魯迅在五十歲的時候重寫了這首少年時的詩作。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他曾經把這首詩題寫在送給許壽裳的照片上。魯迅去世之後，許在悼文《懷舊》中首次將它發表，給它加上了《自題小像》這個標題，並且解釋說：“首句說留學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不勝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懷抱，是一句畢生實踐的格言。”
當年的留學生，懷著這樣憂時報國之心的人還很不在少數。1902年秋天，浙江籍的留學生成立同鄉會，決定出版雜誌，這就是《浙江潮》。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談到這事說：“命名之始，就起了兩派的爭執：溫和的一派主張用浙江同鄉會月刊之類，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對，主張用這個名稱，來作革命潮洶湧的象徵。”創刊號於1903年2月17日（夏曆正月二十）出版，開始由孫江東、蔣百里主編，後來由許壽裳接編。蔣百里寫的《發刊詞》，對刊名作了這樣的解釋：
可愛哉浙江潮！可愛哉浙江潮！挾其萬馬奔騰排山倒海之氣力，以日日激刺於吾國民之腦，以發其雄心，以養其氣魄，二十世紀之大風潮中，或亦有起陸龍蛇挾其氣魄以奔入於世界者乎？西望蔥蘢，碧天萬里，故鄉風景，歷歷心頭。我願我青年之勢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氣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聲譽，如浙江潮；吾願吾雜誌亦如之，因以名。
《發刊詞》中，最為人傳誦的警句是：“忍將冷眼，睹亡國於生前；剩有雄魂，發大聲於海上。”借伍子胥的故事，抒自己的胸臆，不只是一篇之警策，也顯出了雜誌的精神。
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在辛丑條約簽訂之後就應該撤軍了。只有俄國一直拖著，拒絕從東三省撤軍。1903年4月18日，俄國還向中國提出七項新要求。這事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強烈反應。4月27日上海張園開了拒俄大會，接著，京師大學堂學生也開了大會，提出拒絕俄國要求。在東京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也組織起了拒俄義勇隊，日日操練，還打電報給北洋大臣袁世凱，請隸其麾下，求其援助。一時頗為熱鬧。《浙江潮》第四期《留學界·拒俄事件》報道了成立義勇隊這事。有參加者向清廷駐日本公使蔡鈞告密，說義勇隊名為拒俄，實則革命。於是蔡鈞就請日本政府勒令解散義勇隊，制止學生練習兵操。原來義勇隊中的一些人於是另外組織了一個軍國民教育會。參加的有楊篤生、董鴻禕（恂士）等人，許壽裳也是其中的一員。
義勇隊致袁世凱的公函中有這樣一段話：
昔波斯王澤耳士以十萬之眾，圖吞希臘，而留尼達士親率丁壯數百扼險拒守，突陣死戰，全軍殲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榮名震於列國，泰西三尺之童無不知之。夫以區區半島之希臘，猶有義不辱國之士，可以吾數百萬萬里之帝國而無之乎！
引用這個歷史上不惜戰死抗擊強敵的有名戰例，反映出了留學生慷慨激昂的情緒。
也許應該認為是對於這事的響應，魯迅在《浙江潮》第五期上發表的《斯巴達之魂》寫的正是這次德摩比勒（今譯溫泉關）之役。後來他自己回憶說，他那時西洋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這篇是根據外文材料編譯而成的。他要借歌頌斯巴達的英雄來激勵自己的同胞。文章洋溢著高昂的熱情。該刊編者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