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20年媒體人生:一問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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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諱談自己走過的彎路。他曾捐巨資改善美國的基礎教育，卻發現吃力不討好，因為人們對教育的標準有著千差萬別的認識，而且很難分清政府的職能與公益組織的作用。於是他把目光投向貧窮國家的公共衛生，透過基金會下疫苗訂單的方式給製藥企業提供市場，再交給這些國家的政府分發接種，從而形成政府－企業－慈善三足鼎立、相互支撐的模式。股神巴菲特認同蓋茨的慈善理念和管理能力，決定把自己400多億美元的資產分年度逐漸轉交給蓋茨基金會。因為他相信，把錢交給蓋茨夫婦這樣既聰明又有誠意做慈善的人很放心。

2010年9月，蓋茨基金會與陽光文化基金會在北京舉辦“巴比晚宴”，蓋茨和巴菲特與五十幾位中國的企業慈善家聚首，談的就是怎樣更“聰明”地做慈善。我問蓋茨：“過去企業家往往制定遺囑，在身後捐出財產。你為什麼人到中年就決定捐獻？”蓋茨說：“如果你已經死了，怎麼知道善款是否得到了善用呢？我認為還是應該在自己年富力強、頭腦清醒的時候組建專業的團隊。”巴菲特也相信慈善要趁早，他要在身前就把財產基本捐掉，所以要求蓋茨夫婦必須每年把他捐的十幾億美金全部花掉，投入公益專案，不然就不安排第二年的撥款。這下蓋茨夫婦立覺責任重大，不禁感嘆：“掙錢難，花錢更難，花別人捐給自己的錢難上加難！”夫妻倆為此必須全身心投入日常營運。蓋茨和巴菲特的領導力不僅體現在投資、創業的巨大成功，也不僅體現在捐贈的鉅額數字，而更是一種示範：人可以支配金錢而非成為它的奴隸，人有機會在物質和精神層面都成為富有者。當我問到巴菲特是否在乎後人只記得蓋茨基金會而可能忘記他的名字，他笑著說：“我根本不在乎人們是否記得一個名字。對於我來說，有一個生活在非洲的孩子不必因為感染瘧疾而夭折，就已經足夠了。”在蓋茨與巴菲特之間，他們兩人除了惺惺相惜，也有一點善意的競爭：看誰更聰明！蓋茨說他認為巴菲特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在於他的日程極不飽和！而巴菲特立馬就從褲兜裡掏出日程本，炫耀似的在我面前嘩啦一翻，果真字跡寥寥！言下之意：“孩子們，別整天把自己搞得很忙，多給自己一點思考的時間。你們還得學著點！”

有時，贏的定義可以很溫暖。

真相（1）

2002　年3　月的一天，陽光衛視北京製作中心一位名為君達的紀錄片編導接到了上海總部的緊急電話，讓她放下手頭工作，立刻隨《楊瀾訪談錄》攝製組去美國。去美國？君達一時間還回不過神來。

此時《楊瀾訪談錄》“中美關係特別節目”即將趕赴美國實地採訪拍攝，日程安排很是緊張。因為是出國採訪，過境時指不定會遇到什麼麻煩，所以欄目組想找一個英語好、出入境方便的編導。擁有澳大利亞國籍、在海外留學多年的君達，成了最合適的人選。

這並非《楊瀾訪談錄》的首次美國之行，但對首次接觸《楊瀾訪談錄》的君達來說卻是一次“富有挑戰”的工作之旅。《楊瀾訪談錄》有一家長期合作的美國紐約本地攝製團隊，所以一般去紐約採訪，《楊瀾訪談錄》是不帶國內攝影班底的。在攝製組完成了首站紐約的採訪後，君達一行就坐火車來到了華盛頓。

因為美方攝製團隊是按照一天10　小時計算費用，如果超出10　小時，則按照美國的實際工資來支付費用。而此次去華盛頓坐火車就要十來個小時，如果帶著這支紐約攝製隊去華盛頓，超過10　小時的工作時間就要多出數千美金的昂貴費用。所以，在去華盛頓之前，《楊瀾訪談錄》的製片人就聯絡了中央電視臺駐華盛頓的記者，想租用他們的機器拍攝。然而，到了華盛頓之後，君達才發現華盛頓記者站所用的攝影器材是新聞攝影機，和《楊瀾訪談錄》影片裝置採用的PAL　制式無法匹配。在試用機器的時候，又發現這臺新聞式攝影機一直無法正確對焦，幾經聯絡尋找，終於在當地的一家中文電視臺找到了可以勉強使用的攝影機。

攝影機的問題剛解決，燈光的問題又來了。原來，華盛頓記者站使用的燈光是新聞燈光，其質量標準根本無法達到人物訪談類節目的錄製要求。發現這個技術問題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而第二天下午就要開始錄製採訪。如果現在打電話讓美國紐約的攝製隊趕來，時間肯定來不及，成本上也不允許。沒有辦法，當時的君達拿起賓館裡的美國“黃頁”（電話簿），逐個打給華盛頓的製作公司，一番討價還價之後，終於在有限的時間內租到了價格合適、質量過硬的專業燈光裝置。

第二天下午，《楊瀾訪談錄》一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