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20年媒體人生:一問一世界

第8部分 (第2/4頁)

　託平。

楊瀾一一和這些歷史現場的當事人、一流的專家學者們對話溝通，從政治、外交、學界等多個層次和視角對中美關係進行觀察和剖析。

恰如漢斯·　喬治·　伽達默爾所言：“口含一詞欲說之際，你必須知道，它並非一般工具那樣，效用不好即可棄之如敝屣。相反，你卻被它鎖定在一個思路之上。這個思想來自遠方，不在你駕馭之內。”一場談話一旦進入核心地段，所謂真相大門的輪廓就開始變得模糊不清起來，因為它們總愛隱匿於所謂的灰色區域，作為訪問者要接近這個區域，有時需要跨越的不僅是歷史的空間，還有語言的疆界。譬如臺灣問題。

那麼在這個中美關係當中最複雜、最敏感，甚至最富有爆炸性的問題背後，

到底有著什麼樣的真相與秘密？《楊瀾訪談錄》選擇布熱津斯基作為採訪物件是相當有眼力的，因為此人在1977－1981　年期間曾經擔任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中美建交過程中卡特與鄧小平的中間聯絡人，並親自出使北京，最終就臺灣問題與中國政府達成了協議。談起當年簽署第二份《聯合公報協議》，雙方為何要將“對臺軍售”問題放在一邊時，楊瀾提問說：“你們是不是原本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那樣的話，很多其他問題就可以避免了。”此時的布熱津斯基立馬反問道：“怎樣解決呢？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當楊瀾不置可否，回答“我不知道，你是……”的時候，布氏給出了答案：“我們其實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同意雙方保留不同意見，是的，我們向中國政府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宣讀《聯合公報》的那一天，我們也這樣告訴他們，我們對協約的理解是：我們同意終止防禦條約，但是我們依然保留在歷史過渡期對臺出售武器的權利。”

真相（5）

作為中美上海公報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當年對臺灣問題的處置方法是“求同存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蘇格在接受楊瀾採訪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那就是在20　世紀70　年代冷戰背景之下，基於對付來自北方的危險，建立統一戰線的國家利益的融匯，才有了互相的妥協，兩國政治家運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了“臺灣問題”這樣一個難關，而實際上臺灣問題就是暫時地被擱置了。無論是與歷史現場的見證人面對面探求真相，還是聆聽國際政治領域專家的深度觀點，楊瀾個人的觀察總是有著英語語言專業上的敏感。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報中，她關注到有這麼一個細節，就是說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方用recognize　這個詞，後邊談到美國“承認”只有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時，則用了acknowledge　這個詞，在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可能兩個都是承認，但是acknowledge　在英文也可以翻譯成認知，意味著“知道有這麼一個現實”。類似於這樣在語言上的不同運用，成為《聯合公報》在法律文字上的灰色地區，對於它們的不同解釋，也成為雙方各執一詞的一種來源，或者是一種依據。

大到實用主義的傳統思維，小到修辭語義上的微妙差異，跨體制、跨文化之間的溝通顯然不是可以輕鬆實現的，而對於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存在的交流瓶頸，《楊瀾訪談錄》致力於做的事就是在東方與西方之間亮出這隻瓶子。

2001　年11　月，在中國“入世”前夕，WTO　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上海接受了楊瀾的採訪。回顧中國“入世”的艱難，他打趣說：“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以外國人說，你做的這個事註定是個漫長的過程。”16　年的談判生涯，失望與驚喜並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龍永圖感嘆的是，在最初6　年裡，“入世”談判的焦點竟集中在“中國到底是不是市場經濟”上。1986　年，根據當時中國的經濟體制，中方給出的定義是“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相結合的商品經濟”，但“商品經濟”是英語中並不存在的詞彙，如何表達出來才能讓對方明白？

楊瀾：“商品經濟”，英文怎麼說呢，美國人能理解嗎？

龍永圖：modity　economy，英文他們搞不懂。

中美兩方的“入世”談判就像是在自說自話。對於中方翻譯過來modity　economy，美方談判代表根本無法理解。直到1992　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中國談判代表終於找到了一個打破對話迷陣的缺口：將“商品經濟”改為“市場經濟”。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