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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沒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戰更熾烈更狂熱的戰爭仍此起彼落，人們仍舊荒謬地仇視並狙殺陌生的彼此，有意義的改變遠比這個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說少了冷戰那種不戰不和虛張聲勢的奇怪大氛圍，間諜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滲透追獵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間。比方說戰爭配備及其形態的變化，間諜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應地變化或進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業的幻象，更像個訓練有素的殺人傭兵，或更像個操作精密機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這才是後冷戰間諜小說家得面對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於倫敦市街那些潦倒虛無但不失優雅的老式英國間諜可能得從此凋零，默默隱入他們非得適應卻永遠適應不良的廣漠正常人世界從此消失，這則是勒卡雷終究要去面對的。
我個人不是個重度的間諜小說讀者，小說的世界中，我總有一個反數學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於整體。一個頂尖的小說家，對我而言，也比十個廿個二流小說家乃至於整個書寫領域的成敗更重要，因此我關心並樂意持續追蹤勒卡雷，優先於我對間諜小說未來書寫的關注。
今天，勒卡雷猶無恙，2004年他仍交出《摯友》（Absolute Friends）一書，這樣，間諜小說是否隨冷戰終結這個問題我便可當它不存在了。我們仍可幸福地閱讀勒卡雷，並安心地靜靜等待他日下一個勒卡雷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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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冷戰諜影》是我的第三本書，它改變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該書的寫作實際上是偷偷進行的，直到書籍得以付梓。當時我還在從事秘密工作，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該書出版後，以往那種按部就班的平靜生活永遠離我而去。無論我怎樣努力，譬如全家隱居到希臘的一個僻靜小島上，都再難回到以前。可以說，《冷戰諜影》是我在不顯山露水的情況下出版的最後一本書。無論利弊，我的寫作生活自此都將公開進行了。對出版業來說，今後也不會再有所謂的“小”勒卡雷書付印，因為匿名出書畢竟是所有稱職藝術家所愛恨參半的非正常活動。
該書大約在五六週的時間內寫完，非常地匆忙。那時我在柯尼希斯溫特區的英國大使館工作，利用早上的點滴時間和工作間隙進行寫作。甚至在萊茵河汽車輪渡上，我也在汽車方向盤上寫一會兒。有時候阿登納總理的防彈大賓士車（要麼是寶馬車？）就停在我旁邊，我曾看著他邁著穩重的步伐走向辦公樓。當我報告說他目前所讀的報紙種類時，外文部新聞司裡總會一片譁然，英國大使館的新聞處總是輕率地斷言，是哪個主要撰稿人在影響著這位偉大的人物。我對此表示懷疑，事實上早就沒有什麼人能對他施加影響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對，他有時會對坐在掛外交牌照小車裡的我報以微笑。但那時的他身負重任，很少會表現出常人那樣的神態。
我那時去柏林當然是因為柏林牆，我從波恩飛到柏林，看著柏林牆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館同事，看著那些人正保衛著克里姆林宮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還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臉的傻笑，而實際上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有那樣的表情，我只有在最嚴肅的時刻才會一臉傷感地傻笑。當然對那種景象根本就沒有必要做這樣的反應，我只是覺得厭惡和恐懼，這也是柏林牆帶給我的感覺——柏林牆是意識形態瘋狂的完美象徵，是這種畸形的完美展示舞臺。
人們太容易忘卻恐懼。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溫特區的住所裡聽到要修建柏林牆的新聞的，那時有工人正在給我住所的餐廳粉刷。勤懇的德國工人默默地將刷子洗乾淨後，像個好男人一樣下班回家。我們那時在大使館的保密室裡討論過撤退計劃。可當世界末日就要來臨時，哪裡會有藏身之處？在查理檢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檢查站，美國和蘇聯集團的坦克在一百碼的狹長地帶對峙著，相互瞄準著。雙方時不時開動戰車，好像熱車後就衝向對方一樣。實際上他們所做的，只是一場心理戰，就像拳擊惡戰前的心理較量。柏林牆那邊，美國、法國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為竊聽而被抓。據我所知，他們都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抓的，現在他們也只能為自己的失敗而後悔了。自那以後，許多特工轉行，有些潛入了地下。潛伏下來的特工只能用秘密電臺聯絡，或者啟用應急的約定密寫方法。有了柏林牆，間諜工作變得更加的隱秘，更加的危險，更加的複雜，當然參與的人也更多。那些潛伏在西德的蘇聯間諜，他們的想法我無從得知。我知道的是，他們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