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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服務時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勞德爾進了一間小屋，前去將這兩份檔案用打字機打出來。希特勒來到地圖室，加入了前來參加婚禮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們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擔婚姻的責任”也許他是害怕婚姻會減弱他作為元首的獨一無二的地位——在大多數德國人眼中，他是個耶穌式的人物。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他天性中的資產階級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聖去報答他的忠實的情婦。
客人一共有８個：鮑曼，戈培爾夫婦，格爾達·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萊勃斯，阿圖爾·阿爾斯曼（“希特勒青年團”首領）和廚子曼齊阿里小阻。他們在附近的人民衝鋒隊的一個單位裡找來一位小官，由他充當司儀——非常合適，他的名也叫瓦格納。愛娃穿著一條黑色的塔夫塔綢長袍；希特勒則穿一身軍服。儀式很簡短，只有兩個不妥之處，還有一事令人有點兒狼狽。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蓋世太保的金庫裡找來的。後來，與許多新娘那樣，愛娃在結婚證書上簽字時，寫錯了字。她開始時籤的是“愛娃·勃……”
後來她急忙將“勃”字劃掉，寫上了愛娃·希特勒·勃勞恩氏。瓦格納，就是那個小官，簽了字後，戈培爾與鮑曼以證婚人身份也簽了字。此事發生在４月２８日快到午夜時。（*由於結婚證上寫的日期是４月２９日，人們便一般都認定婚禮是在４月２９日凌晨舉行的。事實是，在匆忙中，瓦格納在墨跡未乾時便把兩張檔案疊在一起。約在半小時後，他發現原來的日期已被汙點蓋掉了，便想重新將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錶，其時已是１２時３５分了。於是，他便把日期改成４月２９日。在原件上這個修改是很明顯的——原件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影印件裡卻沒有。
希特勒挽著他的新娘，走進書房參加婚宴。他開了一陣玩笑，還喝了些匈牙利產的託凱牌萄萄酒。他讓人把只有一張唱片（《紅玫瑰》的留聲機給取來，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員的祝賀。訊息傳出去後，整個地堡內，人們三五成群地在慶賀。希特勒興致勃勃，卻又精神不集中，不時出去看看特勞德爾打檔案的工作進展如何。她剛打完，戈培爾便闖了進來。他臉色慘白，神情緊張。他高喊道，元首命他離開柏林，以便在新政府裡任要職，但是，他怎麼能離開他的身邊？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記了滾下雙頰的熱淚。“許多決定元首都作得太遲了！為什麼這一個決定，最後的決定，卻又作得太早？”
他叫她離開打字機，讓她記下他的遺囑，以便與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他口述道，“我斷然拒絕服從元首的命令，這還是首次。我的妻子和兒女，與我一起，拒絕這一命令。”
他繼續說，在希特勒的周圍，有的是夢魘式的叛逆；但就在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無條件地與他呆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這三個檔案時，已快凌晨４時了。此時，鮑曼，戈培爾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後一頁從打字機上撕下來。三人回到會議室後，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遺囑上籤了字。戈培爾、鮑曼、布格道夫和克萊勃斯也作為證人簽了字。他將消滅猶太人的功勞歸於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縈繞於心頭的恐懼。他說，戰爭是他們發動的，而他也讓他們為“他們的罪惡”付出了代價，“即使他使用的是較為人道的方式”他並不為自己之所為而懊悔。相反，他為自己從未軟弱下來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結尾說，“我已吩咐國家領導人及他們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維護種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對國際猶太人這個各民族的共同毒素。”
他為完成了滅絕猶太人這個使命而感到驕傲。他重申，他雖有眾多的同謀，但若沒有他，是不會有“最終解決”的。
（９）４月２９日上午，蘇聯的地面部隊分三路，即從東、南、北三面，朝地堡逼近。當蘇軍的先頭部隊打進動物園時，對這個正在死亡的城市實施的包圍圈緊縮了。在１英里外的地堡內，馬丁·鮑曼正準備將希特勒的遺囑及他自己的私人遺言交給他的接班人鄧尼茨。為了保證安全送達，鮑曼派兩名使者分路出發：他自己的私人顧問和海茵茨·羅倫茨。戈培爾想讓他的遺言也為外人所知，也給了羅倫茨一份。
希特勒遺囑之第三份，由布格道夫將軍交給了元首的陸軍副官。布格道夫令他將這份遺囑交給新任陸軍總司令舒埃納爾陸軍元帥。送信人隨身也帶有布格道夫的手諭；該手諭解釋說，元首的遺囑是在“聽到希姆萊叛變的致命的訊息後”寫成的，是元首之“不能更改的決定”“一俟元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