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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與賈德干交談了兩個小時，但可以預期，後者卻毫不為之動。“他真的沒有多少好說”賈德干在日記中寫道。“他像是野餐時的一隻黃蜂——打也打不走。他從柏林帶來的東西很少。”
在與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的會晤中，達勒魯斯也未取得成功，但希特勒毫不氣餒。１０月６日，他在皇冠歌劇院發表演說，公開呼籲和平。“西方的這場戰爭為什麼要打？為了恢復波蘭嗎？凡爾賽條約中的波蘭永不會再崛起了。”
他說，關於建立波蘭國，這問題應靠俄國和德國解決——而不是靠西方。那還有什麼理由打仗呢？應該承認，許多重要問題或遲或早終是要解決的。在數以百萬計的人們被屠殺前，在數以十億計的財產被毀滅前，坐在桌旁來解決這些問題，這豈不是更“明智”嗎？
討好一完，馬上便是可怕的預言。“命運將會決定誰是誰非。只有一事是肯定無疑的。在世界歷史的程序中從未出現過兩個勝利者，而常常是被征服，”
他向上帝祈禱，要上帝為第三帝國和其它各國指出正確的途徑。“然而，若丘吉爾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見佔上風，那末，這將是我的最後一份宣告。然後，我們就將戰鬥……在德國曆史上決不會再出現另一個１９１８年１１月！”
希特勒無意接受與兩個能危及帝國安全的大國的永久和平，這幾乎是肯定的。然而，暫時的和平卻能使他離間英法得手，將之各個擊破。他講得如此真誠的原因就在於此。由於元首呼籲和平，德國全境都出現瞭如釋重負的輕鬆感，甚至還舉行過為時過早的慶祝活動。次日，法國總理達拉第迅速對此作出答覆，使歡慶情緒稍微減輕。他宣佈，除非保證讓法國取得“真正的和平和普遍的安全，否則，法國決不放下武器。”
日子一天天過去，倫敦又無訊息傳來，柏林的希望便增加了。然而，元首卻作了最壞的打算。１０月９日，他釋出了“第六號戰令”該戰令扼要地說明了入侵將如何透過盧森堡、比利時和荷蘭進行。
次日上午１１時，７名軍事將領前來總理府報到。在釋出新的指示前，希特勒宣讀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是他自己寫的。表明他對軍政歷史頗有些研究。他說，自１６４８年第一帝國分裂以來，德國和西方就是敵人，而這個鬥爭“也必然會這樣或那樣打下去，打個水落石出。”
但是“對立刻結束戰爭”他並不反對，只要在波蘭取得的成果能被接受。希特勒未徵求這些將領的意見，他們也未提什麼。他們只被叫來為德國的戰爭目標籤字畫押：“毀滅西方國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不能再反對歐洲日耳曼人民國家之鞏固和進一步發展。”
有人提出反對，認為不宜倉促發動進攻。希特勒承認這點。但時間在敵人那邊。由於與俄國簽訂了條約，在波蘭又取得了偉大勝利，德國終於可以——多少年來的首次——在單一的戰線上發動戰爭了。取得了東方後，陸軍便可傾全力對付英國和法國。這是個可能突然結束的形勢。“不管是什麼條約或公約，都不能確保蘇聯長期保持中立。”
令蘇聯不發動進攻的最大保障是“立刻顯示德國的力量。”
再者，是否有希望得到義大利的援助，這主要要看墨索里尼還能活多久。羅馬的形勢有可能瞬息即變。比利時、荷蘭和美國的中立也一樣。在許多方面時間都對德國大大不利。目前，德國雖佔有軍事優勢，但英法兩國正在縮短差距，其戰爭工業可使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原料。若持久進行戰爭，危險必大。帝國的糧食和原料的供應有限，而德國戰爭的生產基地魯爾又極易受空襲和遠端大炮的襲擊。
接著，他談到了純軍事問題。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那種陣地戰必須避免。他說，進攻須依靠坦克和在波蘭發展起來的空中戰術，裝甲部隊將領頭突破。他告誡各位將領，必須隨機應變；還有聲有色地告訴他們，“向防守薄弱的陣地發動集團進攻，便能動搖對方戰線。”
這是出色的表演，但幾乎所有將領都認為，陸軍還未作好與西方戰爭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卻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即使在元首宣佈進攻不能開始“過早，最有可能（若可能）在今年秋季開始”後，還未有人反對（B約與此同時，他釋出命令，宣佈讓“不治”之病人“無痛苦地死去”為合法。也許，他想起了母親死於癌症時的痛苦，但更有可能是要除掉那些有精神缺陷者，老邁年高無生產能力者，以及他認為有害的民族）在倫敦，張伯倫仍在為向希特勒最近的和平建議作出答覆而冥思苦想。在元首發布入侵令的當天，張伯倫召開了內閣會議。美國人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