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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向他支付了３００萬盧布的支票。想來這些支票是做有記號的，因為德國特務每使用一張，便立即被捕。將錢打上記號並不是俄國人耍的唯一的欺騙手段。是斯大林本人將原始材料披露給未起疑心的海德里希。圖克切夫斯基的權力過大，威脅了斯大林的獨裁統治）德國秘密地加強在紅軍中的力量已快達２０年之久，但此事並非路人皆知。在凡爾賽條約的談判中，德國和蘇聯雙雙被排斥在外。由於被拋棄的國家，因共同所受的冤屈，常傾向於彼此，所以，蘇德便暗中進行廣泛的軍事合作。合作的主要締造人系戰後德國小小的軍隊的指揮官漢斯·馮·西克特將軍。１９２０年年底，他在國防部創立了一個管理機關，在柏森和莫斯科均設有辦公室。不久，“容克公司”便在莫斯科郊區開業製造飛機發動機；貝索爾——合資股票公司，也在薩馬拉省製造毒氣。更有意義的是，德國派出２０名技術專家以幫助蘇聯建立三個兵工廠，另派出６０名文武指導員，專門協助訓練全由日耳曼人組成的紅軍空軍飛行大隊。同樣地，德國的坦克軍官也在喀山附近所謂”重型車輛測試站”內受訓。
人們記得，這種有利於彼此的秘密安排，發展成為政治上的友好關係，這種關係於１９２２年的復活節拉巴洛條約的簽訂而正式確立。這是反對凡爾賽條約諸國的有力的聯盟。一方面，它向蘇聯保證，德國不參加任何國際財團，對蘇聯經濟進行剝削；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德國受包圍的威脅。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卻成了德蘇關係的轉折點，至１９３８年，德蘇的友好關係已實際上完結。在未與蘇聯磋商的情況下，德國與英法兩國簽訂的慕尼黑條約，又使情況急劇產生變化。
由於西方對它置之不理，蘇聯再次轉向德國。１９３９年初，蘇聯接受希特勒的建議，邀請裡賓特洛甫的一名副官前往莫斯科，就新貿易條約一事開始談判。數天後，倫敦的《新聞記事報》發表一條聳人聽聞的訊息，說斯大林正與納粹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此，斯大林置信不疑。在向第十八次黨代會發表的一篇演講中，斯大林宣佈，蘇聯決不會被西方拖進對德的任何戰爭中去。“我們贊成和平，贊成鞏固與所有國家的貿易關係。”
德國報紙抓住”所有”兩字大做文章，認為這是向帝國作的新建議，蘇聯報紙則對它們能予以識別而表示祝賀。
不到一個月，裡賓特洛甫的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問題的專家彼得·克萊斯特便得到指示，要他改善與蘇聯駐柏林大使館的人員的私人關係。克萊斯特懷疑，這是否是劇烈改變外交政策的前奏。數天後，克萊斯特帶著複雜的感情，陪同一東歐經濟問題的德國專家前往設在“菩提樹下”的豪華的蘇聯大使館。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格奧爾基·阿斯塔霍夫——很和藹，看上去像個苦行僧——請他們喝茶。顯然，這是件不平常之事；沒有另一個俄國人在場。他們就法國印象派閒聊了一陣後，阿斯塔霍夫建議談正經事。他說，德國和蘇聯因為意識形態的一些小分歧而打架，這是荒唐可笑的。為何不制訂一共同的政策呢？克萊斯特說，意識形態的分歧已成了重要的現實問題。但阿斯塔霍夫把手一揮，不予置聽。他說，希特勒和斯大林是這個現實的創造者，但從不讓自己受現實統治。
離開大使館時，克萊斯特好一陣沉思。顯然，阿斯塔霍夫是在把克里姆林宮的一個訊號轉給裡賓特洛甫。但是，讓克萊斯特奇怪的是，令他唱這場戲的開場白的裡賓特洛甫這時卻讓他避免與阿斯塔霍夫再接觸。“我並不認為元首希望這個對話繼續下去。”
斯大林採取了下一個步驟。４月１７日，蘇聯大使阿列克塞·梅利卡洛夫拜訪了裡賓特洛甫的主要下屬馮·威茲薩克男爵。這是１０個月以來俄國人的第一次來訪，以一件原由較低階官員處理的事為來訪的藉口。談話快結束時，梅利卡洛夫問威茲薩克對蘇德關係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德國曆來希望與俄國建立雙方均滿意的商業關係。梅利卡洛夫大使的回答，毫無疑問，是希望建立友好關係的訊號：俄國沒有理由不與德國在正常的基礎上共存。”
從正常這點出發，關係可能變得越來越好。”
與此同時，蘇聯又在討好另一方。但是，張伯倫並不願意匆忙與蘇聯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關係。他無法相信蘇聯也懷有與英國同樣的目的和目標，更談不上對民主有什麼同情。首相堅信，與俄國結盟會分裂巴爾幹各國抵抗德國的力量。於是，在與蘇聯玩弄“很難得到”的同時，張伯倫用答應援助羅馬尼亞的辦法，加強了支援波蘭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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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