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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詞下流已極，不堪入目。窗戶被砸碎，在人行道上，在下水溝裡，到處扔的是從這些可憐的小商店裡掠奪的財物。”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７日，一名叫赫爾切爾·格林茲本的猶太青年在巴黎槍殺了德國外交部的一名小官，這件事為反猶浪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格林茲本的父母已被驅逐至波蘭；他潛入使館的目的原是要刺殺大使，卻碰上了恩斯特·馮·臘特領事。臘特本人是反猶主義者的仇敵，受到蓋世太保的調查。然而，原擬打在他上司身上的子彈卻打在他身上。
“當猶太人並不犯罪”格林茲本哭著對警察說，“我不是一條狗。我有權利活著。在這個地球上，猶太民族也有權存在。不管我走到哪裡，我都被人像追逐野獸似地追逐著。”
１１月９日下午，臘特與世長辭。其時，希特勒正在慕尼黑市政廳參加黨的幹部會議。臘特的死訊傳到了希特勒耳中。
他離開了會議室，與戈培爾交談了片刻，然後便踏上了他的專列。戈培爾回到會議室後宣佈，臘特之死在庫爾赫森和馬格德堡——安赫爾特地區激起了反猶的騷亂。他說，元首已決定，若騷亂自發地遍及全國，不必加以阻止。
黨的領導人把這一指示理解為，既要組織示威遊行，又要弄得好像與己無關。然而，衝鋒隊頭子盧策如果不是誤解了戈培爾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希特勒曾授他這一指揮權。他將在場的隊長集合起來，令他們不準參與任何反猶行動。在衝鋒隊的官員們傳達盧策的指示（在某些地區被置之不理）的同時，黨的領導人也用電話向各省傳達了與此相矛盾的指示。
開始時，黨衛隊並未參與搗毀商店和焚燒猶太教堂的行動。在得悉戈培爾下令集體屠殺猶太人後，希姆萊還令其手下不得過分搶掠，之後，便口述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命令是以宣傳部的名義下達的。我本人懷疑，長期以來就對權利夢寐以求的戈培爾，為爭權故，並出於頭腦空虛，在國外政治局勢嚴重的情況下，發起了這一行動。”
這一譴責之詞也許只供存檔使用。幾小時前，希姆萊本人曾在為黨衛隊將領們作的秘密報告中猛烈地攻擊猶太人。他說，猶太人一心想將德國毀滅，因此，必須用“空前未有的殘酷手段”將他們逐出帝國。德國在這場反猶的全面戰鬥中若不能取勝，“真正的條頓人便不會有藏身之地，人人都會被餓死或殺死。”
如果說希姆萊是反對正在席捲全國的恐怖主義的話，那末，他的主要助手卻在盡全力火上加油。深夜過後不久，海德里希便向黨衛隊保安處和警局各總部和分部發出電話傳真指示，令他們與黨和黨衛隊領導人合作，“組織示威遊行”“目前監獄能容納多少人”便逮捕多少猶太人，特別是有錢者，“眼下只抓年紀不太大的、健康的猶太人。一當將他們逮捕，便需與適當的集中營聯絡，儘快將他們關進集中營。”
對德國猶太人而言，這是個絕望的夜晚——警察成了破壞和毆打的袖手旁觀的見證人。柏林警察局副局長髮現一警察在一被洗動一空的鞋店前哭泣——原來，他的職責是維持秩序，但事與願違，他一籌莫展。按官方的統計，８１４家商店、１７１個家庭被搗毀；１９１個猶太教堂被焚燬；３６名猶太人死於非命，３６人受重傷。但，海德里希本人也承認，這些數字“肯定被大大縮小了”奧托·託利許斯致電《紐約時報》說，他剛目擊一場“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從未出現過的如此嚴重的毀滅浪潮。“幾乎在每一個大小城市，從一早開始，便出現了燒殺搶掠，整整持續了一天。眾多的人群，但往往是沉默不語的人群，在袖手旁觀；警察只在指揮交通，並‘保護他們’在大規模地逮捕猶太人。”
國外立刻對此作出了反應。這次暴行也得到了一個難忘的名字——因窗戶大量被砸而得名——“水晶之夜”德國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攻擊，被稱為野蠻的國家。眾多的德國人同意此說；黨的許多官員與希姆萊一起，譴責戈培爾的暴行。經濟部長的夫人豐克太太聽見自己的丈夫在電話裡罵戈培爾：“你是不是瘋了，戈培爾？把事情搞得如此亂七八糟！作德國人真是羞恥！我們在國外的威信掃地了。我日日夜夜在為國儲存財富，你卻隨心所欲往窗外扔。此事如不立即結束，你會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戈林當面向元首抱怨說，這些事件使他無法完成他的任務。“為四年計劃”他後來證實說，“我盡力將經濟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在向全國作的多次演講中，我要求全國人民將每個牙膏瓶、每一個鏽釘、每一塊廢料都收集起來使用。現在，一個不負責這方面工作的人，一方面毀壞了如此眾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