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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的理由的。我想不出有什麼訊息可寫的。現在，我突然給你寫信，這本身恰恰說明，為了找幾件訊息來向你報告，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找。現在，我寫了。”
他將房東老太太收到房租後的感謝轉達給了他。希特勒粗枝大葉地將她稱為“查凱斯”和“查克萊斯”雖然在前一封信裡他未將她的名字拼錯。他透露說，他“患了支氣管炎”剛剛康復；還拿天氣開心——“眼下天氣良好，就是說，大雨滂沱。在天氣酷熱的今年，這真是謝天謝地了。”
他注意到，林嗣的當局不是去重建劇場（是他喜歡的工程專案之一）而是決定“將破爛的房子重新修補，”
他攻擊說，他們“要是有修劇場的想法，河馬都會拉小提琴了。”
希特勒透露，他將離開維也納去希皮塔耳，“可能星期六或星期天就走。”
到８月底，他已在鄉間呼吸該村的新鮮空氣了。除此之外，可供欣賞的東西就沒什麼了。不斷增加的壓力氣使他改變在維也納的生活方式；這次呢，壓力來自約翰娜嬸嬸。但是，保拉回憶說，”
最後一次勸他當官的嘗試也歸徒然。”
甚至連保拉也顯示出生大哥的氣的跡象。此時，保拉已１２歲，對大哥的勸告反感，包括他給她開列的書單（其中包括《唐·吉訶德》是他從維也納寄給她的）“自然，他是我大哥，我只是內心反抗他，外表上還要服從於他。事實上，我們是兄妹，雖然常常吵架，但還是互敬互愛的，不過，生活在一起時，互相都把對方的樂趣破壞了。”
兄弟姐妹之情是有的，但彼此間瞭解膚淺，也沒有多少共同愛好。先前與安吉拉和小阿洛伊斯是這樣，現在與保拉也是如此。那年夏天發生在希皮塔耳的不愉快的事情標誌著希特勒的青春期的結束。家人勸他考慮一個比較實際的職業，遭到他的拒絕，這就使他斷絕了與家人的關係。此後，給他的童年帶來諸多歡樂的希皮塔耳，便不再是他的安全所了。他第四次去了維也納，這一次是真正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９月中，希特勒再次申請進藝術學院。然而，他所呈交的畫，這一年來孤軍奮戰的勞動成果，卻被人不屑一顧，連考試都不准他參加。第二次遭拒絕所帶來的打擊，使他面臨著能否生存下去的問題。他所居住的斯通帕加斯的那間房子，很可能已耗盡了他所繼承的財產。即使他也分得了一份母親的遺產——這是值得懷疑的——那也不夠維持他在維也納再住一年的費用。他的第一個選擇是另租一間較便宜的房子。１１月中旬，他通知查克雷斯退房，付清了當月他應付的一份房租。儘管他等候了庫比席克片刻，但最後連一張條子也沒留便搬進了座落在維斯巴諾夫另一端的一座陰暗的大樓內——地點在費爾伯大街，大樓俯瞰鐵路場。
１１月１８日，他到警察局登記了新住址（這是奧地利和德國的規矩，搬家需登記）所填職業是“學生”而不是“畫家”幾天後，庫比席克來到維也納。在希皮塔耳時，希特勒曾寄明信片一張給庫比席克，上邊只有一句話：“為你之命名日特致最良好的祝願。”
雖然此後庫比席克未曾收到信，由於他已習慣了希特勒的長時間沉默，抵達維也納時，他還以為希特勒會到月臺上來接他。但月臺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希特勒，在檢查了自己的沉重的箱子後，他便匆忙趕到斯通帕加斯２９號。他不明白，希特勒搬了家為何連一張條子也不留。他將自己的新地址交給了查克雷斯太太。時間一星期一星期地過去，但希特勒仍隻字不來。庫比席克不解。是否得罪了他，而自己又一無所知，分別時，他們是好朋友呀，而後來的信也沒有冷淡之感。
再次去林嗣時，庫比席克見了阿道夫的姐姐，他向安吉拉要希特勒在維也納的新地址，她粗暴地說她不知道，他沒給她寫信。接著，她便批評庫比席克，說她弟弟逃離現實也有他一份責任。他“強硬地”為他的朋友辯護，認為她只不過是鸚鵡學舌，重複里奧的意思而已。兩人話不投機，庫比席克轉身便走。
阿道夫與庫比席克割斷了關係，連一切會引起他想起林嗣和家鄉的事物也一概不理。他對庫比席克的感情並不像庫比席克對他的那樣強烈；就希特勒而言，他們的關係已告一段落——至少是在目前。另外，庫斯特爾取得了成功，自己則遭失敗。１９０９年４月２０日，希特勒在費爾伯大街那座可怕的大樓裡孤零零地慶祝了自己的２０歲生日。一月又一月，他忍受著周圍毫無生氣的環境，繼續過著他在林嗣過的那種夢想生活。他孤獨地、安靜地打發著日子，可謂是深居簡出。鄰居們記得，他對人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