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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森巴德後屋的會議室裡，每逢開會，會議的用燈是一盞昏暗的煤氣燈。“我們集會時……是個什麼樣子？可怕，軍短褲，染過的外衣，戴得發亮的、五花八門的帽子，腳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
在那些日子裡，這是顯赫的象徵，證明他屬於人民。
“我們總是那麼幾個人……首先是兄弟般的問候；之後，大家便報告說，各地的‘種子’已經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們便問，我們是否也可作同一彙報。我們常常強調要以一個單位行動。活動費一般僅有５個馬克，而一次活動竟達１７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終說服了委員會用召開較大型會議的辦法增加黨員人數。在兵營裡，他利用連隊的打字機，親自打出了邀請人們參加首次會議的請帖；他還用手寫。在首次會議的當晚，７名委員在等候“預計前來赴會的群眾”一小時過去了，誰也沒有來。“我們還是７人，原來的７人。”
希特勒改變了戰術。請帖是油印的；這次，來了幾個人。慢慢地，赴會人數從１１人增至１３人，最後達到３４人。
會議的捐款被用作廣告費。他們在一家民間的反猶報紙上刊登廣告，宣佈於１０月１６日在霍夫布勞斯酒館的地下室裡召開群眾大會。
如果到會人數如前，這次的費用恐怕已使工人黨破產。哈爾雷很悲觀，但希特勒堅持說，會有許多人來的；到下午７時，煙霧瀰漫的室內已集合了７７人。對當晚之主要演講人是如何接待的，現已無案可查；但我們知道，幾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臺上的、粗糙的講經臺上時，聽眾如同“觸電一般”他原定發言２０分鐘，可一講就是半個鐘頭，譴責、威脅和保證之辭，有如流水，從他口中噴射出來。他失去控制，大動感情；當他在熱烈的掌聲中就坐時，已是滿臉汗水了。他雖然精氣力盡，卻滿心歡喜，“先前我只內心感覺到的、卻又無法試驗的東西，現在被證實了：我能演說！”
這不僅是他生涯中的轉折點，也是“德國工人黨”的轉折點。熱情的聽眾當場捐贈了３００馬克；現在，他們有錢刊登更多的廣告和印刷標語口號了。１１月１３日，第二次群眾大會召開了。這次大會是在埃伯爾布勞啤酒廳舉行的，１３０多人（大部分是學生，小店主和軍官）參加了大會。大會發言人共有４人；入場券每張５０個芬尼——這是當地政治活動中的一件新鮮事物。吸引眾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講演至中途，一些鄉巴佬開始高聲怪叫，擾亂會場。幸好希特勒早與軍隊內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幾分鐘，擾亂分子“便抱著流血的腦袋，滾下樓去。”
會議的中斷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講演結束時，他強令大家起來反抗。“德國的慘境必須用德國的鋼鐵打破。那樣的時刻必然到來。”
希特勒再次令聽眾傾倒。他演講時用的是原色聲，感情又奔放，這就使他與專講理論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個在場的警察，在蔑視希特勒是個商人後報告說，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將成為一個“職業的講演宣傳家”他的呼籲是他的肺腑之言——愛祖國，憎恨帶來１９１８年失敗的猶太人。這種講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戰壕語言，使老兵們認識到，他也曾分享過機關槍、鐵絲網和骯髒的民主，能體現前線的、神聖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兩星期，另一次熱烈的群眾大會又召開了，參加人數達到１７０。１２月１０日，他們使用了一個更大的酒館——“德意志帝國”酒館。儘管曾宣佈大廳內有暖氣，群眾還是紛紛離場。這時，幾位委員便說，會議開得太勤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展開了。希特勒爭辯說，在一個有７０萬居民的城市裡，別說兩星期開會一次，就是每週１０次也開得起。他說，他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勝利遲早必然到來。他的堅持果然得到了報答。群眾大會的新址坐落在達豪埃大街，靠近兵營。開會時，士兵們蜂擁而來，使參加人數突破了２００。
希特勒的飛黃騰達，使其他委員深感不安。他們反對他那火山爆發式的、輕鬆活潑的風格。另外，由於吸引了大量粗魯的軍人，他正在改變整個組織的面貌。他們害怕黨被毀滅。德萊克斯勒雖然也同樣憂慮，但他堅信，希特勒是黨的希望。在他的支援下，希特勒當上了黨的宣傳部門負責人。提拔後的希特勒，對黨務之低效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沒有辦公室和裝置，黨怎樣辦公？他親自動手，在他被介紹入黨的地方斯特納卡找了一間辦公室。這間房子很小，做過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５０馬克；房東將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