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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決議，同意讓德國較公平地賠償。在經濟戰線，由於穩定了馬克，經濟不致再急劇地出現混亂情形。與法國和平解決問題以及經濟的恢復這個雙重的前景，意味著希特勒的政治資本已被剝奪。
另一方面，社會也發生了變化，給他提供了在全國範圍內重新步入政界的機會。技術的迅速發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過去１０年來的工業化，使中產階級土崩瓦解。小商販、自食氣力的商人和農場主，也處在風雨飄搖中。在通貨膨脹期間，遭遇最慘的是中產階級。這些人比工人階級較優越富裕，但其富裕卻又連同他們的節省和資本一起全被消滅淨盡。許多人將其不幸歸咎於赤色分子和猶太人，他們正將痛苦轉化為仇恨。這樣，他們對希特勒的反猶主義便易於接受了。
新的一年給他帶來了眾多的機會和困難。他的政治前途如何，這就要看他對付這兩者的能力如何了。作為第一個行動，他於１９２５年１月４日作出了與新任巴伐利亞總理海因裡希·赫爾德休戰的姿態。他單獨與赫爾德談了半小時，保證忠誠於新政府並提出與他合作，共同反對赤色分子。他保證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僅使用合法手段。他給赫爾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爾德於當晚便稱“這頭野獸已給制住。我們可鬆鬆鏈子了。”
在這一準備階段和與世隔絕的階段，常與希特勒一起的只有少數幾個人，而阿爾弗萊德·羅森堡卻不在其列。他知道，希特勒與埃塞、阿曼、霍夫曼和漢夫施坦格爾等人，常一起乘車到鄉下兜風。對自己被排斥在這一精選出來的圈子之外的舉動，他是很反感的。“他很倚重我，但不喜歡我”羅森堡在後來抱怨說。一來是因為生氣，二來也是對黨的分裂表示關切。羅森堡力諫他的友人盧德克撰寫文章提出警告，除非立即停止互相攻擊，否則，黨就非滅亡不可。
在給希特勒送去文章的一份副本後，盧德克求見希特勒。會見是在提埃希大街那間小屋內進行的。在攻擊了魯登道夫一頓，接著又大談特談猶太人後，希特勒才轉而談文章的問題。他說，盧德克不可能知道起義的內情，也不知道審判的詳情，因為他在國外。他譏笑了羅森堡離間他與埃塞的關係的企圖（“那傢伙指尖上的政治感比他們的一夥指控者屁股上的政治感還強”然後尖酸刻薄地向盧德克提出勸告，要他告訴羅森堡，“趕快回頭，停止對受損害的無辜者玩弄花招”表面上，希特勒似乎拒絕接受盧德克關於停止黨內爭吵的勸諫。事實上卻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辦法行事。關於醫治黨的創傷的決心，以及他對赫爾德總理所作的保證，很快便見了成效。２月１６日，巴伐利亞政府解除了緊急狀態，取消了對納粹黨的限制。１０天后，《人民觀察家報》又見諸報攤。希特勒撰寫了一起題為《新的開端》的冗長的社論。他保證，此後他將按照組織和政策行事，絕不聽從個人的或宗教的分歧，並號召黨內各人民派別以和為貴，停止爭吵。他說，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去打敗共同的敵人——猶太馬克思主義。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動；為黨的團結故，他決心採取合法行動，也願意妥協。與此同時，他又要按自己的辦法去辦黨。雖然他曾保證在政府的框框內行事，但卻未緩和對他的首要敵人猶太人的鬥爭。
次日，２月２７日，希特勒公開返回政界。他參加了在貝格勃勞凱勒——他發動起義的地方——舉行的黨的會議。他講，他定於晚８時開始講演；但從下午開始，這間啤酒館門前便開始排隊。下午６時警察關門時，大廳內已擠滿了４０００名聽眾，而門外還有１０００人不能進場。全國的國社黨人都來了——只有３名要員未來：羅姆、斯特拉塞爾和羅森堡。“我不願參加這次鬧劇”那天下午羅森堡對盧德克說，“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種兄弟相親、握手言和的把戲。”
羅森堡很自尊，不願與他覺得已將他拋棄的人握手。
大廳內的慷慨激昂情緒幾乎與起義前夕的情況相差無幾。當希特勒沿著過道走上講臺時，熱情的追隨者紛紛揮動啤酒瓶，向他歡呼，還互相擁抱。他的眼光超越了黨的領導人，向遠處的廣大黨員呼籲。他的話是激烈的，但並不開罪任何一方。他並未詳盡地列舉１９２４年爭吵的誰是誰非；他故意閉口不談。他稱魯登道夫是“運動的最忠誠、最無私的朋友”敦促“還向著老國社黨的”人們，在卍字旗幟下團結起來，粉碎他們的頭號敵人：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樣的革命者發出的呼籲，後者是向德萊克斯勒和較保守的民間追隨者。
在發出振興國家的激動人心的呼籲後（“認為有６０００～７０００萬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