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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做!要像人們通常對付他們的辦法去對付你們親愛的同仁!要刺激他們,讓他們發火,然後牽著他們的鼻子走!”
當天,全國的投票站前排滿了長長的隊伍。投票總數為3500萬;比1928年多出400萬。希特勒於午後來到慕尼黑的選舉中心。迎接他的是納粹黨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興奮地說:“我們贏了!能得到66個席位!”
自1928年以來,他們只佔有54個席位,若與此相比,增加的席位當然是驚人的,但希特勒卻說,如果德國人民能正確地思考,數字可能會更高。“我內心在說:‘有100個席位才好呢!’”實際上,他們得了107個席位。“那時的心情我該怎樣表達呢?我們的席位從12個增加到107個!”
使國社黨人驚奇的東西,對他們的反對派卻是令人作嘔的震驚。為避免差錯,官員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對選票,在核對無誤後才宣佈:納粹得637.1萬張,佔總票數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2年,希特勒的黨便從得81萬張一躍而成為帝國的第二大黨。在宣佈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後,社會民主黨錯誤地將鬥爭的矛頭集中對準赤色分子。
共產黨也取得了得132.6萬張的偉大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卻失去了6萬張票。這一情況表明,希特勒的勝利是以中產階級政黨的失利為代價的。納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來自農民和農村的中下層階級,以及德國北部的新教徒區。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為數不少,在啤酒館起義前,希特勒幾乎全在叛徒中、在覺醒者中和在絕望者中爭取選票。現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為他們帶來好日子的人們的支援。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彈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說,但是,使他們走上投票站的卻是黨的高效能垂直機關中的成千上萬的支部領導人和支部領班的不倦的工作。
過去一年多來,漢夫施坦格爾的尖酸刻薄的講話曾使希特勒疏遠,但在選舉中取得的驚人的勝利卻使漢夫施坦格爾重新受寵。赫斯在電話中對他說,元首急於要見他。半小時後,希特勒便到了漢夫施坦格爾的家裡。希特勒問他是否願意出任黨的外國新聞部主任,“我們的前途事業極偉大,用不了幾個月,最多一兩年,我們便要全面掌權,這是不可阻擋的。你的聯絡很廣,能為我們作出偉大貢獻。”
漢夫施坦格爾接受了。幾天後,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萊比錫——在那裡,3名年輕軍官因被指控在軍隊內進行納粹宣傳而受審。9月25日,希特勒親自出庭作證,作了一次聰明的、模凌兩可的講話,幾乎吸引了每一個人。他保證將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權,還向部隊表忠,並答應與可恥的凡爾賽條約作鬥爭,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講結束時,他向黨內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權,他就要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的法庭。“到那時,1918年的11月革命之仇便能得報,人頭將會落地!”
希特勒再次表現出了他的政治靈活性,幾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時得到滿足;對前者,他許諾的是和平願望,給後者的是血腥的復仇。他講話的效果遠遠超出了德國的範圍,因為他是德國第二大黨的發言人,他的關於凡爾賽條約的煽動性言論已不再是一個政客的毫無意義的高調。
漢夫施坦格爾受到外國記者的包圍,他們紛紛提出要採訪德國的新現象。希特勒匆匆為倫敦的《星期天快報》草擬了一起文章。“這次大選”他寫道,“活像是為德國人民量體溫。全世界吃驚地發現,德國在發燒——發高燒。這個溫度必然會繼續上升——以反對現存的條件與無法承受的重負。”
他不但要求修改凡爾賽條約和“青年計劃”而且還要求“歸還波蘭走廊,因為它像從我們身上割下的一塊肉。”
然而,他卻矢口否認德國是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指責威爾遜總統違背了自己向帝國許下的莊嚴的諾言。“如果德國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樣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結束演講時他警告說,“那就讓我們在‘不行’聲中受苦,而不是在我們的‘可以’聲中讓別人將苦強加給我們。”
幾天後,希特勒改變了他的步伐。他向倫敦的《泰晤士報》記者說,他將嚴格地在合法範圍內活動。“所以,倘若我們像你們那樣活動——如果處在我們的位置上——請你們別譴責我們。我希望,英國永不致像德國那樣,但是,如果她像德國的處境那樣,如果在最困難的時刻,遭到背後插刀,那末,英國一旦重新站立起來,她會採取什麼態度?英國的愛國者對他們的民族中那些企圖破壞國計民生的人會採取什麼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