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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黨人投了反對票。其它黨派將希特勒誓不放棄的權力拱手交給了他。而交給了對他有用的權力，也很少被放棄不用。
中央黨領袖收到了興登堡的來函，表示支援希特勒。“本人擬告訴您，總理已明確表示，即使在沒有正式憲法義務的情況下，也願意在與本人磋商後，才在授權法的基礎上採取措施。”
這些話系出自真心誠意，使暫時受到出賣的中央黨人恢復了信心。大部分德國人都急於恢復信心，許多人爭先恐後加入納粹黨。還有不少人用較隱敝的方式予以支援。公務員與官員們（與其它國家的公務員和官員毫無兩樣）堅守崗位，使政權機器得以順利轉動，好像最保守的黨已獲勝似的。
國會內所獲勝利，使許多原來暗中支援希特勒的工業家們公開了身份。鋼鐵大王克虜伯公開在街頭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寫給希特勒的賀信中說，他與他的同事們堅信，德國終於取得了“建立穩定的政府的基礎”作為報答，克虜伯被選為德國工業界的沙皇，從而批准了大企業與國家社會主義聯姻。
希特勒選擇赫加爾瑪·沙希特出任帝國銀行總裁也非偶然。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協助希特勒與工業界取得聯絡，與他一樣，也憎恨民主和議會主義（希特勒的財政大臣批准了這一人選，因為他認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時，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適當的謊言家”施維林·馮·克羅西格特回憶說，“他將真理延伸，直到他認為正確為止”在這一選擇之前，希特勒曾問沙希特，銀行能拿出多少錢來支援他的公共工程計劃和重新武裝德國的計劃。沙希特拒絕說出具體數字。但宣佈，“將最後一個失業者從街頭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錢，帝國銀行就能提供多少錢。他取得了這個職位，一上任便發行了“梅福”券——這是由四家軍械商聯合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屬研究有限公司”的簡稱——由國家負責其債責。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實際上與本票無不同之處，係一種短期借貸，期限可延至５年。沙希特計劃之本意是無限地為政府提供貸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規模地武裝德國。
願意為元首效勞的不僅有官員和工業家。許多知識分子和文人也在為德國的復興效勞。這些人中有哲學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詩人勃隆克和賓丁，以及德國最傑出的戲劇家格爾哈特·豪普曼——不管哪個政府在位，他都拒絕拋棄其榮譽。那年春初，魯道夫·賓丁寫道：“我們應為祖國服務，沒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離開學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興。學院應保護創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
出於這種合作精神，豪普曼於數星期後在窗外掛起了卍字旗；又幾個月後，他向哈羅德·尼科爾遜保證說，德國將一如義大利之所為，“解放自己”（４）革命在進行。但由於表面看來沒有流血，許多德國人並不理解——或不想理解，這場”褐色革命”的初期有個很不惹人注目的名字叫“協調”看來，統一祖國的過程進展順利，未引起多大恐慌。它之所為，不外乎是將德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置於納粹統治之下，併為獨裁統治播下種子。反抗之所以不烈，主要是因為希特勒堅持法律。由此，反對派相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個類似魏瑪共和的政府。在授權法開始實施當天，社會民主黨向各地分部發出了一套指示，該指示表明，社會民主黨是何等遲鈍。關於應如何回答各種問題及其它世俗問題，該指示作了詳細的說明，唯獨對正在進行的納粹革命應如何看待，裡邊只有一段文字。正當納粹夜間在他們的領導人家裡搜查武器時，正當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拋進監獄時，原應作為保衛民主的堡壘的社會民主黨。卻在告誡黨員，不要再記錯帳了！
“全市都處在恐怖的傳染病中，人人言行小心謹慎”那年春天，伊舍伍德在寫到柏林時說：“我骨子裡感覺到了，像流行性感冒一樣。”
整個城市“都在竊竊私語，說那裡在晚間非法抓人，還說衝鋒隊又在兵營內吊打犯人，強其他們往列寧像上吐口水、吞蓖麻油、吃舊襪等等。它們被政府的憤怒喊聲淹沒。政府透過其萬口千人進行反駁。”
在首都城外，尤其是在小城鎮上，人們被一系列的群眾集會，遊行和壯觀的場景搞得眼花繚亂。群眾組織，被自願“協作”進了國社黨的組織。慢慢地，每個公民都發現自己與當局有了牽連。人們熟悉的老街被換上了新名。例如，在赫爾納，拉道斯廣場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廣場，貝貝爾大街成了赫爾曼·戈林大街。每星期天幾乎都有新組織出現：什麼母親鄉間學校、母子福利組織、兒童野營團、食品供應福利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