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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他冒著危及自身的風險，與陸軍元帥米爾契一起策劃，拯救了在荷蘭的１．４萬名熟練的猶太勞工的生命。他也釋放了被關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一個空軍上校的母親——她拒絕放棄作為一個“耶和華的證人”的信仰。（*在受希特勒之害的人中，這些人屬最堅強的。獄中有個長期有效的規定：誰要是放棄他的信仰，誰就可獲得自由。但大多數被關押者都拒絕這樣做。他這樣做的原因是，米爾契曾以不再與他說話相威脅；他也很想讓別人將他看成“好人”假若人們用外交手腕找他請求寬恕，只要求得有理，他便覺得很難拒絕。他曾釋放過一名逃兵；還原諒過一名曾寫文章尖銳地批評黨衛軍虐待波蘭人的官員。但是，他的榮譽感卻不允許他寬恕自己的親屬。他有個外甥，是黨衛軍一名軍官，被告搞雞姦。狀子告到他那裡後，他立刻簽署命令，將他送進了懲罰營。在囚禁期間，這個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雞姦；希姆萊下令將他處決。黨衛軍法官羅爾夫·維塞替他求情，請求寬大，遭希姆萊拒絕。“我不想讓別人指責我說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寬恕他。”
後來，希特勒親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決。
在希姆萊的監督下，到１９４３年秋，屠殺中心的工作效率達到了最高峰。在奧斯維辛，那些被挑選出來處死的人們，竟列隊從吹吹打打的管絃樂隊前走過，而這個樂隊是由犯人們組成的，由猶太小提琴手阿爾瑪·羅塞指揮。然而，特萊勃林卡的情況卻全然不同。處死前，被囚的猶太人通常都知道自己即將去死，因受刺激，常常大喊大叫或大笑，惱怒的看守便用鞭子抽打他們；在獄卒替母親們剃光頭時，嬰兒常礙手礙腳，便被抓來拋到牆上摔死。犯人若有絲毫反抗，看守們和模範囚犯便用鞭子將全身一絲不掛的受害者驅上開往毒氣室的卡車。
行刑隊員的腦中從未閃現過拒絕執行屠殺令的念頭。“我只能說‘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霍斯後來供認說，“我從未想到過自己要負什麼責任。你知道，在德國，人人都明白，如果某件事出了差錯，只有發號施令的人才能負責。”
行刑隊員們也從不問一聲這些猶太人是否該死。“你們難道不明白嗎，我們這些黨衛軍士兵是不能思考這些事情的；我們連想都沒想過……我們受的是服從命令的訓練，根本不動腦筋；我們誰都不會想到不執行命令。反正，我要不幹別人也會幹。”
另外，參加滅絕行動的所有人都受過嚴酷的訓練。“如果有令，他會開槍射殺自己的兄弟。命令是高於一切的。”
（*斯坦利·米爾格萊姆在美國做過多次試驗，證明盲從並非只限德國人才有。在試驗中，米爾格萊姆發現，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試驗者拒絕做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事。大部分人只盲從權威的聲音。１９６０年做的這些試驗的結果在越南戰場上，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水門事件中，得到了證實。上述情形，在米爾格萊姆的《對權力之服從》一書中已有所闡述。有些行刑隊員還很欣賞自己的工作，但這些人都是虐待狂，是冒著遭上司懲罰的危險這樣乾的。多年前，希姆萊就禁止黨衛軍的任何人單獨對猶太人採取行動。“黨衛軍的指揮官必須堅強，但不是冷酷無情”他指示特種行動隊隊長說：“在你工作中，如果你發現某個指揮官越權，或其自我約束力已有含糊的跡象，你要立刻干預。”
不久前，他曾就未經批准便槍殺猶太人事件向黨衛軍法律部發出了類似的指示。“如動機系出於自私、虐待或Xing愛，應根據情況，分別按謀殺罪或殺人罪量刑。”
這毫無疑問，便是他授權摩根將布痕瓦爾德的指揮官拿來受審的原因。
將手下的人訓練得堅強卻又不冷酷，這確是希姆萊的一件難辦之事。為達此目的，希姆萊打出“忠貞即榮譽”的口號，試圖把黨衛軍變成武士。因此，他不但向黨衛軍灌輸種族優越感，還灌輸忠君愛國，同志情誼，忠於職守，忠誠忠實，勤奮努力，以及武士情操等各種道德觀念。他的黨衛軍是黨的“精華”德國人民的“精華”因而也是全世界的“精華”在建立起了向黨衛軍灌輸他的理想的組織體系後，他希望能培養一代新人，“比迄今世界上見到過的要優良得多、寶貴得多”的新人。他親自向黨衛軍演講，告誡他們要有禮貌、要有教養。“無論請客夜宴，或是組織遊行，只要有客人在場，我就要求你們注意，那怕是最小的小節，因為我要使黨衛軍成為講禮貌的典範，讓他們對全體德國同胞都彬彬有禮。”
黨衛軍也應成為整齊清潔的模範。“我不想看見哪一件白襯衣上有一個那怕是最小的汙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