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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特是個基督教徒，他幫了很大的忙。他繼續與摩根無拘無束地談論這４個營的指導思想。一天，他無意說到，有個名叫霍斯的人，在奧斯維辛附近建立了另一個大型的滅絕營。在摩根聽來，這地方有大量證據可以蒐集。但摩根的權力有限，要到如此遙遠的地方去，非有正當理由不可。很快他找到了藉口：有件懸而未決的黃金走私案涉及霍斯手下的數名職員。於是，在１９４４年初，剛強的摩根便在奧斯維辛附近調查死亡營的事件了。他不費什麼手腳便找到了眾多的堆滿財物的小屋子，毒氣室和火化室。但是，在調查“不合法”的屠殺事件中，一到手下某個工作人員快接近事實真相時，調查工作便受阻。於是，摩根便決定返回德國去處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官方的集體屠殺事件本身。抵柏林後，摩根決定面見希姆萊，向他闡述清楚，這項滅絕政策正直接把德國“引入深淵”為了見他，摩根又不得不再次透過種種渠道。首先要找的是他的頂頭上司即刑警局局長。奈比聽後，大吃一驚（”我向他彙報時，我看出他毛骨悚然”說不出話來。待他能說話時，他叫摩根立即將此事向卡爾登勃魯納彙報。卡爾登勃魯納聽後也大驚失色，答應將此事直呈希姆萊和希特勒。接著，他又找了黨衛軍法庭的首席法官勃賴豪特。
此人聽完後，氣得發昏，答應安排摩根與希姆萊會晤。但是，由於官僚機構的種種限制，摩根的官司只能打到希姆萊的接待室。這下，摩根便認識到，要打這場官司，他非走另一條更加實際的道路不可，“那就是，利用這個制度本身提供的條件去把它的領導人和重要分子從這個制度中清除出去。對國家元首直接下令屠殺的案子我雖然無辦法，但對不屬此令或違反此令的屠殺，或對其他嚴重的控告，則可這樣做。”
他回去後，情緒高漲，決心搞好訴訟程式，儘可能多地搞掉領導人，以期破壞集體屠殺的整個制度。他不顧恐嚇和報復，把調查範圍擴充套件至集中營。在奧拉寧堡，他的一個訊息提供者——一名叫羅德的犯人——在被公開處死的最後一分鐘獲救——他之被處死，是為了殺一儆百，不讓其他犯人與摩根合作。即使如此，他還得了個外號叫“獵犬法官”在他努力下，約８００個貪汙案和謀殺案得到審理，其中２００個案子的當事人被判刑。布痕瓦爾德的卡爾·科赫被槍斃。馬伊達內克的指揮官也被處決，他的主要助手也被處死刑。塞爾託亨博斯的指揮官，由於虐待犯人，被綁在一法庭前示眾；佛羅森堡的指揮官則因酗酒和好色而被開除。
１９４４年早春，這些審判在德國的官僚的機構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於是，希姆萊——顯然是受希特勒的指使——便令摩根停止調查。“獵犬法官”做得太過火了，太成功了；他正準備全面調查魯道夫·赫斯和奧斯維辛各營。摩根一人大掃除的衝擊波業已衝倒了盧布林的屠殺營之建築。維爾特營長受命將他建造的４個營中的３個營——特萊勃林卡、索必波爾和貝爾賽克——全部毀滅，不準留下任何痕跡。任務完成後，維爾特便被派往義大利去護路，以免游擊隊侵犯。在這裡；在摩根的法網下死裡逃生的維爾特，不久便被一更粗暴的法律打倒——背上中了游擊隊的一顆子彈。與此同時，儘管希姆萊——希特勒有令，康拉德·摩根仍偷偷地繼續進行他的赤手空拳的調查工作，以期結束“最終解決”（*摩根也盡力證明布痕瓦爾德的指揮官的妻子伊爾塞·科赫有罪。他相信，她犯有虐待狂罪，但對她的指控卻又無法證實。戰後，一個美國官員要求摩根證實科赫夫人用犯人的人皮做燈罩。摩根回答說，她犯的罪行肯定很多，但這個指控卻是不存在的。他曾親自對此事進行調查，但最終只好將此案放棄。
即使如此，這個美國人堅持讓摩根簽署一個檔案，以證實科赫夫人確曾用人皮做過燈罩。對納粹的威脅尚且不怕的人，自然不大可能向民主國家的一個代表屈服的。由於他拒絕，人們便威脅他說，要將他交給俄國人——俄國人肯定會將他活活打死的。摩根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於是便遭毒打。他雖然憎恨科赫太太，但什麼也不能誘使他作假證。幸運的是，摩根活了下來，目前在西德從事法律工作。
第二十八章 陸軍的爆炸計劃
１９４３．１１—１９４４．７．２１（１）在啤酒館起義２０週年紀念前夕，約德爾將軍坦率地將德國的戰略地位透露給了１００名左右的帝國長官和地方長官。
在慕尼黑舉行的一次絕密會議上，他談到了德軍在俄國遭到的慘敗，談到了為何未能將西班牙拉入戰爭，因而也未能奪取直布羅陀的原因（就是那位“耶穌會外長塞拉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