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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絞死。
在“狼｜穴”希特勒頭部所受之傷顯然不輕。他的右耳失聰，雙眼不斷向右方跳動。當晚，他在外邊漫步時，兩次走離了路。卡爾·勃蘭特醫生要他臥床休息幾天，但元首不聽。“不可能的。”
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讓外國客人看見一個如此健康的人竟然臥床，這會是荒謬可笑的。
次日，儘管耳痛不止，他堅持到鄰近的一家陸軍醫院去探望受傷的軍官們。兩人瀕臨死亡。施蒙特將軍傷勢嚴重。希特勒非常關切，向兩位海軍人士（他們同住一室）普卡梅爾和阿斯曼傾訴衷腸。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對他們成了此次陰謀的受害者表示遺憾。“這些先生們惦念的是我，只有我。”
然而，他再次奇蹟般地死裡逃生。“這是命運要我完成分配給我的任務的一個跡象。難道你們不這樣認為嗎？”
他說，７月２０日，這天“只能證實這個信念，即，上帝喚我去領導德國人民——不是向最後失敗而是朝最後勝利前進。”
隨著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來越厲害；莫雷爾醫生只好請範·埃肯教授前來。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專家，１９３５年曾給元首的喉嚨動過手術。由於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從鄰近一家陸軍醫院請個眼耳鼻喉專家來。他是埃文·吉辛醫生，在自己開業前曾在埃肯教授的醫療室工作過兩年，醫術也頗高明。吉辛醫生髮現，元首的耳膜已經破裂，內耳也受到破壞。但，他說，如果中耳不發炎，情況就不會變得很嚴重。
正在此時，莫雷爾醫生氣呼呼地來了。在尖銳地斥責吉辛，說他未首先向他報到，生硬地對他說，“一個軍官只能向他的上級報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報到。”
希特勒雖然聽不太清楚他們在吵什麼，卻注意到了莫雷爾的怒氣。“得啦，我親愛的教授，別再吵啦”他撫慰著。“吉辛當過範·埃肯的助手，他告訴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給我施個小手術，灸灸耳膜。”
莫雷爾先生說要打一支止血針，卻又不太願意派人去柏林取藥，因為藥方是他的對手開的。
希特勒雖然堅信他的右耳再也聽不到東西了，但他的情緒還相當不錯。他還像雞吃食似的用打字機給“小丫頭”寫信——這是他對愛娃·勃勞恩的愛稱。這封信還有被炸後的兵營的一幅草圖。他告訴她，他很好，只是有點累。“我希望能早日回來，把我交給你，好讓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靜。”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個字母組成圖案的信紙）說她很是憂鬱。”
得悉你險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聲言，如他身遭不測，她就活不下去。“從我們初遇時起，我就立誓跟隨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後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個生命的意義就在於愛你。”
７月２３日，蓋世太保的調查人員偶然在一間被炸燬的房屋廢墟中發現了不少日記，證明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及其他重要官員與此次政變有關。卡納里斯海軍上將以及前經濟部長沙希特被捕。開始時，希特勒怎麼也不相信，如此高階的人物——且又如此眾多！——竟會與政變有關。他原以為只有一小撮賣國者；上述發現無疑是對他這個信念的一個打擊，而他也因此受到傷害。“我生活中充滿了憂愁，是如此沉重”他對特勞德爾·容格說，“只有一死才能解脫。”
另一個秘書聽見他在斥責自己的愛犬，原因是它不聽話：“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將軍們一樣，也是個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勢分析會上宣佈，英國人支援過施道芬堡，他試圖讓聽眾相信，搞陰謀的人並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佈，軍官團的絕大部分人都與這些豬玀們無關。”
應在報上強調，本德勒大街的指揮官們，拒絕與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汙，當場處決了４名叛徒。“我太像是個心理學家了”他說，“居然看不到有一隻神手，在對我們最有利的時刻，把身上帶著炸彈的人引到這裡來。如果我和所有人員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災難呢。”
根據希特勒的指示，戈培爾向全國發表了廣播演說。這篇講話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訓，又激動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個魔王，跟他走的不過是一小撮軍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個陸軍。他攻擊施道芬堡，說他與西方盟國勾結，共同密謀。他舉出４條證據：在他們的報紙中，不斷提到有一群德國將軍在反對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彈；施道芬堡與英國貴族的關係；在炸彈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