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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間，毛澤東對《紀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經毛澤東這次修改，《紀要》就最後定稿了。中央軍委將《紀要》和林彪的信報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於4月10日將之轉發全黨，要求認真討論研究，貫徹執行。
《紀要》認為，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因此，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
毛澤東在第一次修改時，在這一段話的後面加寫了“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紀要》強調：“這是一場艱鉅、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在這裡，毛澤東修改時，又加寫了一段文字：“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的問題，沒有全盤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1962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
這個《紀要》實際上是對《二月提綱》的全面否定，也是對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澤東已決心採取更大的行動了。
毛澤東在支援江青等人炮製《紀要》的同時，對身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的不滿也與日俱增。
《二月提綱》下發後，局勢得到了一定的穩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發出的大批判運動，逐步呈現出學術討論的趨勢，這恰是江青、張春橋等人所不滿的。但是此時的張春橋雖然為江青所賞識，但僅僅是上海市委書記處的一個書記，並不知曉《二月提綱》產生的底細，而《二月提綱》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對《二月提綱》在一定範圍內進行傳達，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勢就這麼平靜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摸清北京的情況，張春橋乃於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到北京“探底”。
一個與《二月提綱》對立的檔案（5）
楊永直找到了###副部長許立群等人，反覆詢問《二月提綱》中提到的“學閥”是否有所指，雙方談了幾次，均不得要領。3月1l日，在楊永直準備返回上海前，許立群向彭真彙報了同楊永直交談情況，並請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問題。
許立群說：“楊永直問，學閥有沒有具體物件，指的是誰？”
彭真回答說：“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
許又說：“楊永直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
彭真說：“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遊過泳沒有？”
許立群又說：“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審查？”
彭真生氣地說：“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
許立群把彭真的這些答覆告訴了楊永直，楊永直回上海後，立即向張春橋作了彙報。
張春橋聽了楊的彙報，意識到這是一個攻擊彭真的好機會，說道：“現在有把握了，這個談話說明###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兩個月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春橋說：“所謂學閥，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廬山會議聯絡起來，說要害是罷官；所謂‘以勢壓人’還不是說毛主席以勢壓人，上海市委以勢壓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說：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