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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原來同我們關係較密切的黨，由於事情發生得比較突然，一時也無法表示態度；就連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代表團團長卡博在聽了我們的申述後，也只是模稜兩可地說什麼‘如果情況確實如中共代表團所說的那樣的話，那麼中國同志的立場就是對的’。換句話說，如果情況不是這樣，中國黨也可能是錯誤的。所以在當時的會議上，我們只有阿爾巴尼亞半票的支援。”
赫魯曉夫發動突然襲擊（8）
代表團同時將上述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發回指示，要求代表團做到堅持團結，堅持原則，留有餘地，後發制人，對赫魯曉夫仍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
6月25日，中共代表團透過會議執行主席羅共總書記喬治烏·德治向各代表團發表了一份宣告。宣告說：
“中共中央認為，蘇共中央代表團赫魯曉夫同志在這次會談中完全破壞了歷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兄弟黨協商解決共同的問題的原則，完全破壞了在會談以前關於這次會談只限於交換意見、不作任何決定的協議，突然襲擊地提出了會談公報草案，對這個公報的內容沒有預先徵求兄弟黨的意見，而且在會談中不允許進行充分的正常的討論。這是濫用蘇聯共產黨從列寧以來長期形成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極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這種態度同列寧的作風毫無共同之處，這種做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①
宣告認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分歧，應當採取嚴肅的態度，進行認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討論，但是赫魯曉夫採取的卻是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他在實際上把蘇聯共產黨同各國黨的關係不是看成兄弟黨的關係，而是看成父子黨的關係，“企圖使用壓力使我們黨向他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屈服。我們在此嚴正地宣告，我們黨只信服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而決不會向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觀點屈服。”
宣告明確表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取決於各國人民的要求和鬥爭，取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而絕不是取決於任何個人的指揮棒。中國黨和赫魯曉夫之間的分歧意見，從兩黨的整個關係說來，仍屬部分性質。希望能找到機會，進行平心靜氣的同志式的交談，解決雙方之間的分歧意見，使中蘇兩黨的關係更加團結和鞏固起來。
赫魯曉夫見中共中央代表團毫不屈服，就在會議結束時，肆無忌憚地對中共大加攻擊，稱中共是“瘋子”，“要發動戰爭”，“純粹的民族主義”，對蘇共採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一些緊隨蘇共的黨，也跟著起鬨，指責中國黨是“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假革命”、“宗派主義”、“比南斯拉夫還壞”等。
針對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中共代表團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彭真在即席發言中強調：赫魯曉夫的這種只准自己為所欲為，聽不得別人意見，不準別人為自己辯護的做法，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完全違背了國際關係和黨際關係準則。他還借用亞里士多德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來表達中共對蘇共的原則立場。
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赫魯曉夫沒有得到任何便宜，但他並不甘心，於是來了個一不做二不休，採取一系列的嚴重破壞中蘇黨際關係和國家關係的舉動。
赫魯曉夫發動突然襲擊（9）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透過其駐華使館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包括軍事方面在內的蘇聯專家和顧問，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將被召回去他們的祖國。”不等中國答覆，蘇聯政府在7月25日又通知說，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均將於7月28日至9月1日離境。同時，蘇聯還片面中止派遣按照兩國協議應該派遣的900多名專家。
7月31日，中方復照蘇方，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且改變召回專家的決定，表示願意挽留在華工作尚未期滿的全部蘇聯專家，繼續按原定聘期在中國工作。但是，蘇方以毫無商量餘地的態度，在一個月的短期內，撤走了在中國幫助工作的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了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議定書以及300多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00多個科學技術專案。
蘇聯專家分佈在中國經濟、國防、文教、科研等部門的20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他們的撤走，使中國一些重大的設計專案和科研專案中途停頓，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專案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試驗生產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
對於赫魯曉夫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