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夜的中國

第8部分 (第1/4頁)

造好的；運動要依靠大多數群眾，依靠大多數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有錯就改，一切有錯誤的人都要改，對犯錯誤的幹部，要採取團結——批評——團結和懲前毖後的方針，群眾犯了錯誤也要改；在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要抓緊生產，不可放鬆。

1月28日至31日，北京市委把通縣“四清”地區的縣、社、隊幹部二萬多人，集中到縣城，由市委領導統一動員，縣委組織“洗手洗澡”、“放包袱”。會議首先重讀“二十三條”，播放了彭真25日的講話錄音。接著分別由社隊幹部自己主持，由有問題的幹部自己主動交代，然後舉行從寬處理大會，選擇十名自動交代重大貪汙行為的幹部作典型，宣佈從寬處理。從寬處理大會之後，到會的22000名社隊幹部中，新交代和補充交代各種問題的有12000人，交代出貪汙盜竊糧食27萬多斤，現金22萬多元，使大多數幹部放下了包袱。

2月25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通縣試點地區“四清”運動最近情況的報告》。3月3日，中央書記處討論農村“四清”問題時，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劉少奇、鄧小平還將彭真在通縣“四清”廣播大會上的講話錄音批轉全國。

。　想看書來

“四清”性質的高層分歧（11）

5月8日和5月10日，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分別就今後農村“四清”運動的部署問題請示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在請示報告中提出，以縣為單位，集中省、地、縣各級黨委的力量，今冬明春在面上進行初步的“四清”，然後在一個區或幾個區進行系統的“四清”，解決在初步“四清”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和落後社隊的問題。河北省委的部署是以地委為單位，每個地委搞幾個縣。兩個省委都提出要在1967年年底基本完成農村的“四清”工作，在農忙季節搞好縣、區、社的“四清”，在冬春農閒季節，搞好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同意了湖北和河北省委的部署，並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參考湖北、河北的報告，作出本省、市、區的“四清”部署，同時要求在符合六條標準的條件下儘可能快一點地完成農村的“四清”運動。

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已有649個縣結束了“四清”，佔總數的32％。已經基本結束的有北京、上海兩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遼寧兩省。從196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對“四清”運動已不大感興趣，認為“四清”也好，與“四清”同時進行的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反修防修”問題，轉而醞釀發動一場新的自下而上的運動，來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

羅瑞卿遭打倒內情（1）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被免去在中央的職務，理由是“揹著中央私設竊聽器”。

林彪為什麼要打倒羅瑞卿呢？羅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講話中說：“是因為林彪要拉我入夥，我不幹。”

或許是歷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被免去在中央的職務，名義上是調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實際上是隔離審查。理由是“揹著中央私設竊聽器”。

所謂“竊聽器”，其實是錄音機。以前毛澤東講話沒有現場錄音，手工記錄既不準確且事後整理還找不到依據，這使時任中辦主任的###很傷腦筋。一次毛澤東同外賓談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真老虎的問題，因事先安排了錄音機，後來在整理成文字時很準確，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揚。此後，在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講話時，都儘量安排錄音，但有時領導人講話不是那麼很正式，面前擺一個錄音話筒也感到不舒服，於是有關工作人員就用花之類的東西將錄音機擋著。其實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設竊聽器”的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的冤案進行了複查，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了複查報告，經中央書記處批准給予徹底平反。複查報告指出：“###同志原在中辦機要室的錄音工作上，從來沒有搞過陰謀活動。過去在黨內外公佈的有關###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所謂錯誤，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頻頻活動於密室、點火於京滬之時，一向善於觀風察色的林彪，也認為機會到了，開始施展陰謀手段整人了，並首先將矛頭對向了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