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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報道為什麼總像是在“強詞奪理”？——淺談中國記者和西方記者的差距（1）
2007年8月10日 星期五
涉藏外宣研討會在西藏林芝召開。
做記者這麼多年，每年也都要參加一些業務研討方面的會議，能夠從會議中、從領導和同事的交流中領悟到一點東西，哪怕只是一個觀點、一句話能夠引發自己的思考，也是很大的收穫。
主持人開宗明義地指出，西方老外們對西藏極為關注，但我們想說的，卻並不是西方受眾最迫切想了解的，這種“自說自話”的對外報道方式使得我們的對外傳播效果不理想，我們宣傳的東西很難為西方受眾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必須改進對外報道的方式方法。
主持人的話引起我的思考：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水平怎麼樣，直接關係國際輿論對西藏問題的認識。實事求是地說，國際社會接受西方記者的涉藏報道比接受我們的報道要多。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與西方記者在新聞理念、報道藝術等各方面的確還存在著相當的差距。都是搞新聞工作的，西方記者寫的東西即使在我們看來有不少是被歪曲了的事實，但人家寫出來就是有人信，而我們自以為很正確的報道卻鮮有人理睬，這種現象實在發人深省。
埋怨西方人“固執”“不友好”是沒有用的，只能從我們自身的對外報道中去尋找差距。我們要真正同西方媒體進行輿論競爭，最為關鍵的，還是要努力縮短我們與西方記者的差距，著力提高我們自己對外報道的國際表達水平。
我們和西方記者的差距究竟體現在哪些最主要的方面呢？會議期間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想，把差距一點一點地找出來，然後圍繞這些差距一點一點地去改進，總是可以一點一點地向西方記者的報道水平靠攏的。
主持人簡短的開場白之後，北京來的黃燕女士首先為我們作“海外媒體關注的西藏熱點問題”的情況介紹。她在演講中的一段話，讓我體會到我們與西方記者在新聞理念上的一個差距。
黃女士舉了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卻讓我深受啟發：西方人寫信，習慣於先寫收信人姓名，然後再寫門牌號碼、街道，最後才寫城市名；而我們中國人寫信，一定是先寫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街道某個門牌號碼，最後才寫收信人姓名，跟西方人的習慣正好完全相反。
這說明什麼問題？西方人的思維習慣是以小見大，由近及遠；而我們中國人說話寫文章，都習慣先戴上一個大帽子，然後再舉出事例來說明。
我體會黃女士說的意思，我們中國人這樣的表達方式固然有開門見山、立場鮮明的好處，但多少會讓人覺得你這“立場”是強加給別人的，雖然也不乏事實依據，但列舉的事實都是為了去證明你事先已經預設的結論。在西方人看來，怎麼都像是在“強詞奪理”；而西方人說話寫文章先從小事講起，層層遞進，一件事引出十件事，一個方面引出多個方面，最後的結論是自然而然得出的，受眾當然覺得要比我們說的“可信”。
我們的報道為什麼總像是在“強詞奪理”？——淺談中國記者和西方記者的差距（2）
隨手翻翻我進藏途中從飛機上帶下來的那份《成都商報》，這種“導語戴帽子，然後才說事”的新聞敘事方式還真是不少，如一則《亂享公交優先權司機遭處罰》的訊息，從標題看應該是故事性很強的新聞，但其導語就是先戴上一頂帽子：“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的通行效率，交管部門在城區道路專門設定了公交優先道，並制定了嚴格的通行規定，然而，這些公交優先車道目前卻經常被一些圖方便的社會車輛佔據。”在“帽子”之後，記者才開始講“昨日下午”十餘位侵佔公交優先道的違法司機被交警現場處罰、教育。
《南方都市報》算是國內比較新銳的媒體了，因為一位同門師弟在那裡做副總編，所以一直比較關注這張報紙。今天的《南都》上，我也看到有這種“先結論，後敘事”式的新聞，如一則講看病將不再排隊的訊息，就是先給出一個“長期以來，排隊掛號、排隊取藥和排隊繳費一直是患者抱怨看病難的焦點”的結論，然後再講惠州市中心人民醫院為解決看病排隊問題推出的措施；一篇題為《如何面對“捂盤”？曝光廣州開發商“捂盤”六大招數》的深度報道，文章一上來也是先扔給讀者一個硬邦邦的結論：“在上漲迅速的樓價面前，廣州市場上的囤貨惜售現象也愈演愈烈。記者近段時間以來透過觀察瞭解到，與早期取得預售證之後遲遲不公開銷售不同的是，部分開發商的捂盤招數已經升級換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