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夏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同志”②，在長信結束時，凡宰特寫道：“親愛的李，我現在以兄弟般的喜悅心情擁抱你！”③此信後一個月，這位革命黨人死於電刑。
與巴金通訊最多者，是著名的國際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這位聖潔的女性成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親。巴金先生成名後，長年累月堅持回覆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且非常真誠細緻，絕非一時間心潮襲來，而是一種信仰的鄭重傳承，是一種關於“利他”理念的自身堅守。
如今，有著無數私心雜念之我輩，豈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與我討論當代中國文學為什麼難以超越前人，為什麼難以崛起和領先於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漢語言自身確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們這一代作家許多人既無中西學養亦無自身信仰！我們僅僅憑著一點聰敏悟性甚至圓滑世故，便可以混跡文壇，自然難成大器。更多後來者所繼承所迷戀所利用的，是寫作在中國具有敲門磚功能，乃至傾心於文壇藝苑極腐朽、極墮落的一面。一個作家，如若擁有真學問、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麼，佔有哪怕其中一樣都會大成。而我們，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沒譜，不知朝著哪一路和牌。在這裡，我們絲毫不必諱言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性，只是該問：你要發揮什麼樣的社會功能？替怎樣的人生髮揮怎樣的功能？好作品進而大作品，從來都不是一個庸人為名利的產物，而是高貴的文化理想結晶。我向那位作家舉了巴金的例子，巴金於1921年4月發表第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怎樣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卻與所謂純文學毫不相干。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純作家以及純文學，凡是喜歡這麼說話的，無非因為精神世界包括階級出身的貧困——想說點兒什麼主張吧，反正也想不出來，乾脆說說純文學得了。而文學怎麼可能純粹呢？
在這封信裡，巴金先生明確提到一篇作品，即中國早期報告文學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蕭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圖》，加上範長江先生稍後推出的《中國西北角》等等力作，被學界認作中國現當代報告文學奠基石。巴金先生正是透過閱讀此類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們那地方的環境是很特別的”，閻錫山管得真嚴，他可不要什麼無政府主義！“我只能這樣簡單地告訴你，免得給你招來一些麻煩”。巴金很細心，他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這個直接詞語。信寄閻錫山轄地，他同樣十分謹慎。殊不知閻錫山為保故土，是真正要決死抗日的。閻錫山在1936年管得嚴酷，只是因為紅軍突然東渡黃河入晉，而這時，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形成，國共兩黨尚未二度合作。紅軍突來，威脅閻政，閻固拒之。待到一年後，“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合作，閻錫山力倡槍口一致對外，*八路軍3個主力師，唯有在這一偉大基礎奠定後，才能在山西公開立足。如果這時有人寫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況就完全變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繪為一座“死城”，說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並且槍殺女學生，兵匪兇悍無比。難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為黛莉的處境擔憂。
趙黛莉，究竟是怎樣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幅什麼樣的面貌？她何以能讓年輕的巴金如此關切？
九 尋訪到一位趙文英（1）
趙黛莉是不是趙逢冬家的小姐？問題迫切地擺在我們面前。2008年冬，我求證答案，寢食不安。
張發兄說得不錯，襄汾作家楊志剛，確實是一個認真做事之人。電話拜託他尋查趙逢冬，不過半月工夫，他便將訊息報了回來。
楊志剛相告：西賈村大戶人家趙逢冬，確是閻錫山屬下兵工專家，民國年間長期居住於太原城內中心地帶。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難找到，就是趙家次子趙少嶸，曾任太原無線電二廠廠長，退休後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詳。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趙家長子趙某，當年隨其父疏散新疆，已經於烏魯木齊去世。次子趙少嶸成為唯一線索。
我在電話裡向志剛兄致以謝意，告說找到這麼一個姓名和單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楊志剛老兄電話，我即給太原刑警楊志強老弟打電話。拜託志強動使用者籍管理程式，儘快查詢無線電二廠退休人員趙少嶸現狀及其住址。山西太原，發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隊，要查詢市內這麼一個人，不過頃刻之間。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後初霽。重案隊長楊志強，換了便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