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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沒有任何藉口，一點也不感到尷尬，根本沒想過也許我並不歡迎他們，甚至連書都沒買。他們解釋說想等到出了平裝本再買，精裝本太貴了。他們說話的樣子很隨便，彷彿於我是種恩賜似的。
我一般不當面對人發火，但這一次，我叫他們馬上走。
那位丈夫通紅的臉頓時變得更紅，整個人氣得像只剛剛得知自己將被做成聖誕大餐的火雞一樣。
“我們可是從聖雷米（St。 Remy）一路開車趕來的啊。”我讓他們再一路開車回去，他們罵罵咧咧地離開了。“我們才不會買你那本書呢！最多翻翻看，誰會以為你們這裡是白金漢宮。”我看著這些人端著因義憤填膺而變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們的沃爾沃，心裡開始盤算考慮是否該買只兇狠的洛特維勒犬。
從此以後，只要一看到有車減速停在我家門前的路上，我心裡就警鈴大作，沒準又是什麼不速之客。“別那麼大驚小怪的！”老婆說。“他們要往我們這兒來了，不，不，他們已經停在郵筒邊上了。”後來我出門取信的時候，發現郵筒裡有一本用塑膠袋包著的書，上面註明“請簽名後放在水井頂上，用石頭壓住”。第二天，書不見了。但願是被那善解人意、不願打擾我們的書迷拿走了。
夏天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已經不是惟一受到公眾關注的人物了。我們的鄰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簽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說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訴他在英國有很多人都曾在書上讀到過他，他不由地脫下帽子，理理頭髮，連說了兩遍“真的嗎？”，聽上去頗為興奮。
廚師莫里斯也給人簽過名，他說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英國人光顧他的餐廳，有些人甚至還為真有他這號人物而感到很詫異，他們以為是我編出來的。還有些人帶著書來餐廳，照著書裡寫的從頭到尾點上一路菜，直到最後的白蘭地。
另外，還有水管名匠梅尼庫奇先生。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到我家來，對政治、野蘑菇、不正常的天氣、法國橄欖球隊的前途、莫扎特的天賦以及衛浴裝置這個行業裡任何讓人激動的發展發表高論。
我送了他一本我寫的書，把寫到他的那一段指給他看，還告訴他，來拜訪我的書迷中，有人想見見他。
他正了正他的羊毛帽子，整了整他的舊格子襯衫的領子。“真的嗎？”
“當然！”我答道。他的名字甚至出現在《週日泰唔士報》上，也許我該給他安排一次簽名活動。
“哦，彼得先生，您真會開玩笑。”不過看得出來，他不反對這個主意。離開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捧著書，彷彿捧著一個易碎的天價浴盆。
英國蝦（2）
＊ ＊ ＊
電話那頭遠遠傳來的聲音彷彿來自悉尼，愉悅而帶著鼻音。
“早上好，我是戛納英倫書店的華利·斯托爾。我們這裡有很多英國人，你的書賣得很好。你能不能在戛納電影節期間抽空來一天，給你的書搞個簽名活動？”
我一向很懷疑電影圈內人對書的品位，有位在好萊塢工作的老朋友曾經承認他六年裡只讀過一本書，而他還被認為是圈裡少見的知識分子。你跟他們說詩人蘭波，他們會以為你說的是史泰龍。我倒不指望作者的手指簽到抽筋，書就能大賣，倒覺得可能會挺好玩。而且說不定還能看到明星，或者在海濱大道（the Croisette）看到上空秀，或者在卡爾登酒店的露臺上，欣賞到鎮上最少見的景象，面帶微笑的侍者。於是，我對華利先生說很樂意參加。
那天陽光燦爛，天氣炎熱，對書店來說，這可不是什麼好天氣，我很快加入了像蝸牛般蠕動進城的車流。電線杆上貼著顏色亮麗的新告示，宣佈戛納和貝弗利山結為姐妹市。可以想象市長們會用無數的藉口來相互拜訪，用促進兩市友好關係的名義趁機免費度假。
似乎全戛納的警察都聚集在了電影節會場外面，配著槍，拿著無線對講機，戴著太陽墨鏡，忙著一邊製造一系列的交通堵塞，一邊確保克林德·伊斯特伍德不被綁架。他們以多年執勤累積下來的實戰經驗，指揮車輛形成一個個打不開的結，然後對它們猛吹哨子，接著引著車輛進入另一個充滿憤怒人頭的死結中。我花了十分鐘，只前進了50碼左右。好不容易到達巨大的地下停車場時，我看到這場混亂之中早先的犧牲者在牆上寫下：“戛納是個值得觀光的勝地，但我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停車場裡！”
我到海濱大道上的咖啡館吃早餐，順便看看明星。旁邊的每一個人都抱著和我一樣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