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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編》八篇,每篇都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的某些思想或觀念進行了解構。這些典籍作為“不在場”的“舊文字”,參與了《故事新編》的解構活動。如果沒有這些典籍在場,對《故事新編》的理解將無法進行。
據《〈故事新編〉研究資料》的收集整理,《故事新編》涉及的“舊文字”達二十餘種,包括《山海經》、《國語》、《列子》、《淮南子》、《太平御覽》、《博物志》、《史記》、《楚辭》、《孟子》、《尚書》、《論語》、《韓非子》、《莊子》、《呂氏春秋》、《列士傳》、《古史考》、《水經注》、《吳越春秋》、《越絕書》、《孝子傳》、《列異傳》《搜神記》、《神仙傳》、《墨子》、《戰國策》等。對於這些“舊文字”, 作者在序言中說是“有時雖然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免信口開河。”但我們細讀就會發現,魯迅並不是簡單地停留於“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除了少數以這些典籍的記載為細節的來源外,更多的主要的是在小說的主題上與這些典籍中的某些文字形成差異。也就是說,小說創作的主題,是向我們提供了與中國傳統文化對“舊文字”解讀得出的思想觀點不一樣的結論,在中國傳統文化對這些典籍的已經固化的理解之外有了新的理解,開啟了新的窗戶,即:對“舊文字”進行了解構。
這裡,我不妨就主要的解構物件進行如下列舉:
A、對“女媧造人”“人分貴賤”之說的解構。女媧造人,在《列子》《淮南子》等典籍中多有記載。《列子》記載:“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之足以立四極。”這些記載只是不帶感*彩的客觀敘述。但到了漢朝的《太平御覽》,女媧造人的傳說則被統治者賦予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該書記載為:“俗說:天地開闢,末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用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絲旁亙)人也”。在《補天》一篇中,魯迅將女媧造人的過程進行了形象重現,意在將其重新解讀成弗洛伊德的*轉化為創造力的故事(雖然看上去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打破這些典籍中的“女媧造人”傳說中原有的“人分貴賤”的價值傾向,使之呈現為多種解釋的可能。
B、對《國語》《尚書》的嚴肅性、權威性的解構。《國語》《尚書》作為儒家經典,歷來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性,其行文風格周正,語言精簡而準,具有神聖的嚴肅性。在《補天》《理水》《采薇》等篇目中,魯迅借用了其中的語言來描述當時的情況,使《國語》《尚書》在小說中從滑稽的場面或人物口中出現,從而使其神聖的光環立即熄滅。如,《國語。周語》中有一段話是這樣描述的:“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雍防百川,墮高堙(廣下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而在《補天》中,魯迅則讓那些人用《尚書》體語言各說各話。其中一段是:“嗚呼,天降喪。顓頊不道,抗我後,我後躬行天討,戰於郊,天不佑德,我師反走,我後爰以厥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我後亦殂落……”另一段則出自戰爭的另一方,說的是:“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相反態度的描述,得出幾乎完全相反的言辭,從而使《尚書》本身所帶的那種嚴肅性、可信性得到極大瓦解。
C、《奔月》、《理水》、《鑄劍》則用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瑣碎性來解構重大主題的傳說。這三個故事,作者基本沒有脫離“舊文字”的框架。但是,卻加入了偶然性和瑣碎的細節去沖淡舊文字的固有的神聖氣氛。后羿貴為英雄,也要受庸俗的妻子的煩憂和生活拮据的奔波。嫦娥奔月,並非一個美好傳說,而是一個無法忍受窮困的婦人拋棄丈夫的故事;禹是在各種無聊的事和無聊的人的包圍中出現的,並最終又陷入這樣的包圍之中去的英雄;眉間尺的復仇充滿偶然性……
D、對伯夷、叔齊之仁的解構。關於伯夷、叔齊的故事,在被儒家奉為圭臬的典籍《論語》中有一段記載。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回答說;他們是“古之賢人”、“求仁得仁,又何怨?”而《史記。伯夷列傳》也有一段記載:“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伯夷、叔齊之仁,歷來作為儒家教育後人“忠”與“仁”的典範,具有不可置疑的神聖性。可魯迅在《采薇》中,在保持整個故事的框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用豐富的故事細節,將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聖蹟”詮釋成一系列偶然性的結果。比如華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