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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天》中也一樣，作者不但將《太平御覽》中的漢朝應邵《風俗通》中所記錄的“女媧造人”與漢朝劉安的《淮南子》及《史記》中司馬貞補《三皇本紀》關於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的故事相拼接，而且還將《列子。湯問》中的共工與顓頊之戰、史記等典籍中關於秦漢尋仙問道的記載等相拼接，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這個新的“補天”故事，換成了女媧的視角看中國歷史上古時期的若干史實，對中國文化中對這段正統歷史記載的客觀性提出了懷疑、進行了嘲諷。
《采薇》以《史記。伯夷列傳》為主要故事框架，記錄了伯夷、叔齊讓位而逃、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並最後餓死的故事。在這個完整的故事中，拼接了漢劉向《列士傳》中關於“天遺白鹿乳之”的情節以及蜀漢譙周《古史考》中記載的“婦人謂之此亦周之草木”的情節。這些情節的拼接，不僅使采薇的故事更加完整，而且還賦予其人物性格的內在統一，使伯夷、叔齊的“愚忠”與虛偽，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最後下場得以強烈表現。
如果說在《補天》、《理水》、《采薇》中不同故事的拼接還有相同的人物在故事中起穿插作用，它們還是故事與故事的拼接，那麼，在《理水》中，則成了“古人”與“今事”的拼接。
《理水》共四個章節，其中前面兩個章節，作者集中描寫了“文化山”上無聊文人們的爭吵與官員們無聊的視察災情、安撫民眾。雖然這些情節在時間上都冠以禹所在時代，而其實質是魯迅生活當時的社會情況，或者更具體點說，是廈門大學當時情況的曲筆描繪。後面兩章節才正面寫到禹。在這裡，魯迅有意將“古人”與“今事”拼接在一塊兒，產生強烈的對比，從而使禹的實幹精神、自我犧牲精神得以突顯出來。
在《奔月》中，魯迅用大量的具有現代生活內容的情節（妻子的難耐清貧、錯射殺老母雞的麻煩等）與《列子》中“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女亙）娥竊以奔月”的記載相拼接，突出表現了英雄的無奈與落寞。
此外，魯迅還在小說中將一個人身上的故事移花接木到另一個人物身上，以豐富人物的性格。《奔月》中，魯迅就將《列子》中關於“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齧法不教。衛密將矢以射蠅，蠅齧得鏃矢射衛”的記載，用於后羿對付其弟子逢蒙的剪徑。
這些拼接手法的運用，使原來零碎的典籍資源在魯迅的筆下變成了完整的故事、豐富的人物性格，更主要的是，透過拼接，使舊故事所蘊含的意義、貫注的價值得到重新釋放，寓以其新的價值與認識。新編的故事，使“舊文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以來結成的牢固的“權力…知識”詮釋結構得以鬆動，讓人們重新審視已經固化的、權力滲透的知識。
之二：雜糅
雜糅就是將其它語境中的語言或細節，以“部件”的形式摻雜到另一個語境文字之中，而且又不影響後一個文字的宏觀結構。與拼接相比，雜糅是作品區域性的拼接，拼接是作品宏觀結構上的雜糅。拼接的各部分材料，在作品中處於平等的地位，共同構成作品的整體結構；而雜糅則無涉作品大結構，只是在區域性上的景觀。
不管雜糅還是拼接，實質都是語境的有意錯位，將日常生活和時代風貌糅進了“神話、傳說與史實”的宏大敘述之中。在錯位中，原語境下的意義得以改變，並在新的語境下產生新的意義。
因為雜糅是以“部件”形式出現，因而它運用起來靈活得多，使用頻率也高得多，在整個《故事新編》中，到處可以見到其影子。概括起來有四種：一是形象的雜糅；二是細節的雜糅；三是詞句的雜糅；四是情景的雜糅。
關於塑造人物形象中的雜糅問題，魯迅在《出關的“關”》 中講得較清楚。他談了作家創作人物形象的兩種方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二是雜取種種，合成一個人”。“雜取種種，合成一個人”就是雜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表現。《故事新編》中塑造的女媧、后羿、嫦娥、禹、鳥頭先生、關尹喜等人物形象，除了中國典籍中的內容之外，確實還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現代社會中的人物特點，作者將現實社會中的形象雜糅到了“神話、傳說與史實”的形象之中。比如嫦娥，在《淮南子》中只是記錄了“竊以奔月”。但魯迅卻在“竊以奔月”的基礎上進一步用豐富的細節進行了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