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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整理國故”的關係，當然也脫不開與那些運動中的人物的聯絡。整個運動，胡適先生提綱導演，傅斯年、顧頡剛、錢玄同、羅家倫、沈兼士、周作人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演員。不說與胡適同為《新青年》同仁，僅錢玄同、周作人、沈兼士，與魯迅均為章門太炎先生弟子這一點，就足以使魯迅不會離整理國故太遠。況且，錢玄同作為運動主將之一，其主張與同仁有過之而無不及，與主將顧頡剛更是同氣相求，卻同時他又是當年親勸魯迅出山的人，其密切關係自不待言。
這些，都為魯迅與整理國故運動建立種種關係提供了可能，它同時也使得魯迅與整理國故運動的關係遠非贊成與反對如此簡單。
事實上，魯迅也自覺不自覺地參與了對“國故”的整理。他極認真地校勘過《嵇康集》，蒐羅歷代小說史料，彙輯了《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小說備校》、《古小說鉤沉》等小說研究資料，著有“國故”專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
魯迅是贊同“整理國故”對傳統文化的評判的，表現出來的也有對整理國故運動的批判；魯迅對有組織的整理國故運動出於個性的原因有著排斥，表現出來的卻也有他自覺地與“整理國故”者們一樣重新“估價”中國傳統文化的行為。
《故事新編》是魯迅對整理國故運動的一個策應，卻又是一個與整理國故運動態度曖昧、充滿矛盾的文字。
時間節奏上的對應
我們首先可以在創作的時間上看到《故事新編》與整理國故運動的相同節奏。
魯迅創作《故事新編》八篇作品，前後歷經13年之久，大約集中在三個時間段內完成。
最早創作的是《補天》，原作《不周山》，創作於1922年11月的北京，其時正是整理國故運動方興未艾的時候。胡適之發表《新思潮的意義》雖然早在1919年，並提出了“整理國故”的重要原則、方法等，成為整理國故運動的總綱。但第一個有影響的整理國故學術機構——北大國學門的建立，卻在1922年1月17日，與魯迅關係密切的國文系教授錢玄同、周作人同時為成員。1923年1月，《國學季刊》正式創刊，胡適代表全體同仁執筆撰寫了《發刊宣言》，將“疑古的態度”作為這一時期關於“整理國故”的中心見解，“整理國故”作為一個學術運動才真正形成。
第二階段，是分別於1926年10月和12月創作於廈門大學的《鑄劍》和《奔月》。這段時間魯迅與整理國故運動的主將、古史辨派核心人物顧頡剛在廈門大學有過共事的經歷並最終鬧了矛盾分道揚鑣。
創作的第三個時間段是作者在上海，於1934…1935年。魯迅分別於1934年8月創作了《非攻》、1935年11月創作了《理水》、12月創作了《采薇》、《出關》和《起死》。其時，正是整理國故運動走向哀竭的時候。整理國故運動的參與者呂思勉在1935年底也反思說：“考據之學，有其利亦有其蔽；實事求是，其利也。眼光侷促，思想拘滯，其蔽也。學問固貴證實，亦須重理想。”（盧P124）
這三個集中創作的時間段，對應了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高潮和消亡三個階段，除了表面看上去的巧合之外，也體現了整理國故運動對《故事新編》的潛在影響。
當然，我們不必把魯迅創作《故事新編》與整理國故運動在時間上的對應看作完全是魯迅被動的接受它的影響的過程。在看到整理國故運動影響的同時，我們首先要認清楚，魯迅是在歷經過“構建中國傳統文化”的失敗及“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無奈之後，才進入解構的企圖下展開的。整理國故運動，只是外在地、恰巧地契合了他內在的思想發展。
思想方法上的策應
《故事新編》之所以顯得“另類”，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題材與有著強烈現實關懷的魯迅其他作品完全不一樣。
他的小說，無論是《吶喊》還是《彷徨》，題材和主題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突出問題：國民性、封建壓迫、科舉制度、革命、知識分子、婦婦命運、生命、愛情……
但《故事新編》為什麼忽然就選了“神話、傳說和史實”作為題材進行創作呢？在這種跨度之間，我們明顯感知到，是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