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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民族,社會經濟生活、政治制度、宗教觀念怎樣,文獻中沒有留下記錄。只是簡單說明公元前1世紀,在西漢王朝與匈奴的劇烈鬥爭中,他們曾經努力維護自己的生存,自覺奉行“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的方針,但它卻背逆著西漢王朝開拓絲路,統一西域的歷史潮流。樓蘭王國的最後落幕,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西域史名家之一的馮承鈞先生曾經窮搜史籍,刊佈過《樓蘭鄯善問題》、《鄯善事輯》,文中感慨:“考證西域古國今地,往往一件簡單問題,變成極複雜的問題,樓蘭就是一例。樓蘭疆域有多大?都城在何處?現在假定雖有幾說,尚無定讞”。主要原因在於記錄缺略,且難免舛錯;而歷史學者面壁為文,少有實際考察資料,於是就難能深入。&;nbsp; 將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相結合,互相發明,互相印證,許多研究將步入新的境界。&;nbsp; 從這一角度看100年前開始的西域探察熱潮,在沙漠中發現了許多古城廢墟,儲存完好的古代遺址中遺留著許多珍貴的文物,它們給相關的歷史、地理、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科學價值的實物資料,使西域研究由此而步入新的階段,取得了劃時代的新進展。&;nbsp; 1901年3月4日到10日,斯文·赫定僱傭農民在樓蘭城中13處遺址內隨意發掘,取得了大量漢五銖錢、精美的漢、晉時期絲織物、玻璃器、兵器、銅鐵工具、銅鏡、裝飾品、料珠,�陀羅風格的木雕藝術品。具有極高史料價值的漢晉木簡、紙質文書即達270多件;隨斯文·赫定而至的斯坦因在樓蘭古城又發掘了大量文物,僅漢文文書就達349件,不少文書均有紀年,最晚的紀年為晉建武十四年(330),其他還有不少�盧文,一件慄特文。日本桔瑞超在這裡獲得了漢文文書44件,其中最著名的當推國內外史學界十分熟悉的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的信稿。如此豐富的文物資料,極大地推動了樓蘭史的研究。但他們在樓蘭的發掘,卻只是對珍貴文物的搜掠,是挖寶,而不是考古。桔瑞超攜歸日本現藏龍谷大學的李柏文書的出土地,因為當時沒有記錄,乃至成了一件公案,學術界為之探討達數十年,才根據遺址照片肯定確是發現在樓蘭城中。我們1980年在樓蘭城郊發掘一處漢代墓地,不少墓葬是當年斯坦因已經發掘過的。但他們卻只掏了墓室的中部,斯坦因取走、也刊佈了從墓室中部取得的部分精美絲毛織物,但只是在我們第二次發掘後,才得可能對墓葬、墓室遺存有一個相對完整的概念。筆者1997年曾得機會在漢城韓國中央博物館庫房中目驗桔瑞超當年取之於羅布荒原的草編織物,精美絕倫。但具體地點卻因不見記錄而永遠無法知曉,進一步追尋遺存的線索自然不可能得到,更不必談什麼驗證。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在搜掠的指導思想下,只求取得文物、珍寶,必導致對考古遺存的破壞,從而制約和影響學術研究。&;nbsp;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曾在羅布淖爾地區、樓蘭古城周圍進行了多次調查、發掘。在樓蘭古城西北70公里處,有一處青銅時代墓地,已完全掩覆在沙漠之下,只有一個微露於沙塵表面的木樁尖端,透露了沙下可能存在的文化遺存。數十名解放軍戰士用推車幫助我們清除了1600平方米範圍內的黃沙,平均深度達40厘米,持續近一個月的勞動,終於揭露出一處不大的、佈局奇特的墓地。因處無人地帶,我們稱它為“古墓溝”。&;nbsp; 中國學者在這裡的嚴謹、細緻、一絲不苟,與30年代前古樓蘭考古中曾經發生過的搜掠、隨意、粗率,形成鮮明的對照。&;nbsp; 在樓蘭城,我們測定了它準確的經緯位置為東經89°55′22″北緯40°29′55″。歷史上煊赫一時的樓蘭,實際不過是每邊長330多米的一個小小的城垣,城牆圍成方形,透露著與黃河流域文化觀念相通的精神。城牆已在長期的東北季風中斷離殘破,但城內高達10米的佛塔,土垣造就的三間房,相去不遠出土過大量魏晉木簡、文書的西域長史府故址,一間間以木為樑架、以紅柳作牆垣的民居,都還傲然挺立在古城之中,訴說著曾經有過的歷史滄桑。自古城西北進入、東南斜出的古河道,源自孔雀河支流,這是當年樓蘭居民的生命之源,如今還依稀可辨,大略保持著當年的面目。&;nbsp; 考古學者在樓蘭城內發現了晉代漢文木簡、大量漢代錢幣、羅馬風格的玻璃器、漢式陶甑、一枚貴霜錢,在城郊漢墓中發現了大量來自黃河流域的絲綢織錦,也有西亞風格的毛布。最近,在樓蘭城北20多公里處還新發現一具彩繪雲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