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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卻要付四十加幣，不是尖端到不找博士不行的職位誰會付兩倍的錢請博士呢？你們別看這些街頭的培訓班沒文憑，學完就能用，大家都高興。”
肖梅真是很幸運，來的時候市場低迷，正好去上學，畢業的時候趕上了經濟景氣，一下就找到了工作。人這一輩子關鍵就那麼幾步，踩對了就是一路綠燈。“在加拿大找工作就看你lucky（幸運）不lucky了。知道嗎？只比我晚來一個星期的那個印度人，正好趕上公司銷售不好，薪水就少了千把塊。不過我算了算，我的工資是比她高，但稅也比她高了，扣了稅，實際上我才比她多拿了一百多塊錢。”
肖梅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就不再出租房子貼補生活費了。她早就盼著有一天能結束這當牛做馬的二房東的生活。肖梅是個愛乾淨的人，對我們這些不自覺的、拿Lapworth 92號不當自己家的人簡直是深惡痛絕，卻又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親自上陣來收拾。擦爐臺，洗廁所，說是二房東，簡直就是老媽子。
肖梅在Omni買了個一室一den（沒有窗戶的房間）的公寓，有很好的view（景緻），不出門就可以去游泳，健身，打檯球。沒工作就沒工作，一有工作，肖梅就由打工仔變成了中產階級。
張先生回北京了，張太太在肖梅的樓下租了一間，都是92號出來的，還是喜歡扎堆兒在一塊兒。牧長林一家搬到了一個靠近地鐵的house的地下室，整天叮叮咣咣的，好處就是離“辦公室”近，不用坐車就到了。小戴兩口子也學著肖梅的樣子整租了一個town house，就是國內剛開始時髦的連體別墅，做起了二房東。丁海不知了去向，他是92號裡唯一的年輕人，又有個有錢有勢的爸爸，他很少和我們交流，也沒話和我們交流。他年輕，融入加拿大這個社會要比我們快得多。我上學後，向東的住處成了問題。肖梅願意把她的den便宜地租給我們。
Dave不是deaf（1）
我告訴他們我的祖先就是抗擊鴉片的英雄。他們說你的祖先是傻瓜。這麼好的東西為什麼要禁？
經過了一個夏天的“雜居”生活，我搬到了寂靜的Oakville小鎮。
班上只有十五個人。十五個人裡只有三個國際學生：一個從印度來的裹著紗麗的女孩，一個從韓國來的戴鴨舌帽的男孩，還有一個從中國來掛著菩薩像的我。
菩薩沒有保佑身在異鄉的我。第一個月上課的感受就是混沌，彷彿呀呀學語的嬰兒，看著大人嘴一張一合的，就是不明白什麼意思。本地學生和老師說話極快，根本不考慮我們這些外地人的痛苦。我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不知道他們在笑什麼，也搞不清楚作業到底做什麼。印度女孩嘀裡嘟嚕的，可他們就是聽得懂，我一字一眼地說，他們說聽不明白。我去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我說的是Chinglish（中國式英文）。我一下子明白了，就好比北京人聽四川人講話，雖然口音重，但大詞兒砸得準。
一共兩個老師，本來就聽不懂，其中一個老師的耳朵還有問題，每天戴著助聽器講課。他發出的聲音很遙遠，好像FBI審犯人時處理過的假聲。他的名字叫Dave（戴維），我發音不準，總是念成deaf（聾子）。終於有一天Dave急了：“Ginger！我知道我耳朵不好，但我不是聾子，我的名字叫Dave，不是deaf。”
韓國同學從來不和我說話，也不和別人說話。設計本身就是一種語言，他每天就沉浸在一個人的世界中。我不行，我是那種不說話就怕別人把我當啞巴的人。我認定這世界上有感受卻不能說出來的人是最痛苦的，我就感受到了這種痛苦。為了能融入同學們中去，我可沒少費精力。我裝模作樣地拿著一本易經充當palm reader（看手相的人），把東方的神秘帶給他們，他們居然大呼我說的真準；我把從國內帶來的捨不得吃的牛肉乾分給他們吃，他們說中國人真大方；我用英文結結巴巴地給他們講笑話，略帶黃色的，說的是以前在外企，有一個部門經理是個老處女，每天罵罵咧咧的。她手下僱了個小夥子，小夥子有一天實在受不了了，就大聲罵了她：Fuck you！ 結果老處女愣了一下說：“Where？When？（在哪兒？什麼時候？）”同學們鬨堂大笑：“Ginger，你是Chinese嗎？你太幽默了。你真是一個refined Chinese（精煉的中國人）。”
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報．同學們都喜歡和我在一起，夜深回家的時候，有威猛高大的男生開車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