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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援兵的路費都拿不出來。
中央財政窘迫的這等程度，無論是對遼東用兵，還是對內鎮壓農民軍，已是沒有可能。且不說偌大一個國家，即便是一個小家庭，沒有錢也是萬事俱休。實際上，在崇禎朝的最後一年，中央機關和皇帝幾乎雖然都做不了，只一味在北京城中等死。
明朝之所以窮成這種樣子，除了北方几省連續多年的大旱、蝗災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賦稅收不上來，而為了鎮壓國內的反判和迎接遼東建奴的挑戰，軍隊和官員數量年年膨脹，最後終於將大明帝國給拖垮了。
古人有一個句話非常出名：天下財富有一定之數。
其實，說的只不過是農業產出。在資本主義還沒有萌芽的時候，農業稅是國家最重要的收入來源。而土地只有那麼多一點，每年所收的賦稅也有一個固定的數字。
但到了明朝末年，因為土地大量被士大夫、達官貴人和皇室兼併，這些有功名的讀書人和皇族可是有免稅特權的。而普通老百姓為了逃稅，也紛紛將土地掛在士大夫和皇族名下。於是，如此一來，國家所收取的款項年年縮水，國家財政逐漸入不敷出，處於危機邊緣。
萬曆和天啟帝敏銳地發現這其中的不對，於是，著兩任皇帝開始在開源動起了腦筋。畢竟，農業稅這事涉及的太多王爺和官員的利益，若要動，那就是捅了馬蜂窩，政治上的風險實在太大。還不如在開源上花點心思。
於是，兩任皇帝就將親信太監派出去做礦監，收取礦產稅，又在各地設定關卡收取商業稅。在這兩任皇帝之前，古人根本就沒有商業稅這個觀念。到萬曆、天啟兩朝時，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地區蓬勃發展，所產生的財富自不是農業所能比擬的。
就這一點看來，這兩任皇帝的目光也算超前。靠著礦產稅和商業稅，萬曆、天啟兩朝總算平穩地度過了財政危機。
不但如此，還積累下了不小的財富。這才有萬曆三大徵的赫赫武功，這才有天啟帝的遼東軍事行動。
可在封建社會，商賈的地位低微，在官府的眼中就是待宰的肥豬。但凡一個商賈的生意做到一定規模，必然會與官府勾結。漸漸的，江南的商業和礦山就逐漸被士大夫階層把持。
萬曆、天啟兩任皇帝在商業稅上動腦筋，無疑是從官僚集團口中搶食。
所以，等到崇禎皇帝登基，文官們一通忽悠，忽悠崇禎皇帝裁撤廠衛，廢除了了所有的商業稅，將小冰河期明帝國唯一可靠的稅源拱手讓給士大夫們。等到小冰河期一到，北方農業一完蛋，明帝國收不上稅來，而無論是打仗還是賑濟災民，安置受招安的農民，都需要銀子。沒有銀子，崇禎皇帝只能將眼睛一閉…閉上眼睛，前面就沒有懸崖。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大明朝之所以弄成今天這種局面，同九千歲魏公公真沒有一文錢關係。
不但如此，魏忠賢還是一個能做事，想做事的人。
老魏這人好權，卻更好名。否則，他也不會還活著，就讓各地官員替他建生祠。
好名的人一般來說，都是願意做些實在的政績，也好千古流芳的。
在他執掌朝政的那幾年，派到地方上收稅的太監兇橫霸道，非常得力。靠著他的竭力位置，遼東那邊的仗雖然越打越大，可好歹也能維持下去。甚至，還提供大量的資金讓關寧軍在遼西走廊構築了不亞於後世馬其諾防線那樣的堡壘群，終天啟朝七年，東北建奴都無法深入關內一步。
而且，有他這個強力人物在，朝廷的君權、相權、宦權處於平穩狀態，國家也在朝的好的方面發展。
問題是，崇禎皇帝一登基，就靠拿下整個閹黨立威鞏固帝權。
閹黨案已經做成了鐵案，表面上看起來根本就沒有翻過來的可能。而但凡被朝廷定為閹黨的官員，也談不上任何政治前程。
弘光皇帝以前也只聽人說明朝是被魏忠賢、宦官和廠衛禍害成現在這樣的。等他登基，知道政治究竟是怎麼回事的時候，這才愕然發現，要說禍害大明朝的，好象除了閹黨，文官集團甚至崇禎皇帝都脫不了干係。
倒不是誰有心要將朝政弄成一團糟，關鍵是文官集團一枝獨大，缺少了制約。而人都是有私心的，即便是所謂的東林君子也不例外。在制訂國策的時候，必然要向大官僚、士大夫傾斜。
如此一看，東林端的可惡，必須制約啊！否則，還要我這個皇帝做什麼？
所以，弘光就叫人把欽定逆案的原始記錄拿來看。
作為崇禎皇位的繼承人，弘光皇帝也沒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