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

第2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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虯髯公在小說中是個不得志的變態分子，後來到扶桑國當了獨裁者，他那曾經自我壓抑的性慾向了相反的方向發展，變成了與正常人嗜好相反的準虐待狂。假如說紅拂和李靖代表了一個有靈有欲、有智有趣的Xing愛世界，虯髯公則按照他的權力意志，製造了一個只存在權力與服從的“魚德”世界。作品描述到，虯髯公久而久之也變成了一隻魚的模樣，“等到他老死的時候，只有一寸厚，嘴臉都長在背上，但是有半個排球場那麼大。”他的獨裁和施暴都在滑稽又古怪的變形狀態下進行，彷彿流動不定的黏痰，令人不是恐懼而是噁心。

像王小波的其他幾部作品一樣，作為情人和朋友的女性凝聚了生命世界的動人魅力。她們比男性更少承受社會責任，在追求愛情時比男性更熱烈、更無畏。她們也都是現存的、井然有序地禮儀社會的淘氣包、精靈鬼怪的惡作劇者。在李靖死後，紅拂申請自殺，作品中作了數種假設，這可能是出於恐懼，又或者是出於厭倦；無論出於哪一種動機，紅拂的欲求和意志仍然包含了巨大的激｜情，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表達了對無智、無愛、無趣人生的堅決拒斥。但是從自殺指標的審批到一系列典章制度禮儀的履行，手續無比繁瑣複雜，作者以他對死刑知識的豐富想象展示了作為承受死亡的個人和作為看客的整個社會各自的心理反應。死亡的痛苦和恐懼是潛在的，得到充分描寫的是死的儀式化程式、死的可觀賞性，死對於執行死刑者的娛樂性。而死亡的性質在這一系列慶典儀式中不可避免地變成滑稽。儀式令死的過程曠日持久、漫無終點，幾乎是無限地延宕下去，它是消除了生死對立的某種垂死狀態，生非生、死非死，生不知始於何時，死不知終於何時。這樣，作者也就最大限度地渲染在某種絕對權力之下，生的荒謬處境。紅拂和李靖都曾擁有過他們的烏托邦，但是，當他們發現這個烏托邦出了問題，想要再度逃亡時都失敗了。

到現在為止，上面介紹的還只是傳奇在小說中的再生，而小說中王二的敘述，既展示了這一再生的操作過程，又是一個類比、一種人物、情境的引申及對照。就情節發展而言，這種類比是對話和共鳴，當衛公和紅拂野合時，我和同居一套房子的離婚女人小孫搞到了一起。當衛公位極人臣，我也當上了數學“人瑞”。“我們享受非法性生活，可以想象衛公和紅拂享受性生活的姿勢的要點”，這種描寫，解構了傳奇的浪漫色彩，令之變得陌生，因而復活了人物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就小說的結構原則而言，它從現實和幻想兩個極端不斷觸發作者想象的機關，使他在空前廣闊的敘事空間裡借題發揮。關於聰明人裝傻、上上下下互相糊弄、關於連坐、折騰人、打小報告、坑蒙拐騙、作為群眾的算計及其當領導的人愚弄人的理由……總之，關於中國人心理、思維方式及做人態度的含糊、怪誕，這種種不可告人、不可理喻的心理缺陷，在李靖與紅拂、王二與小孫的遭遇中，時時得到雙重的影射。而將這一雙重人物、雙重情境的類比綜合起來，我們獲得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個人生活的立體影象，想象與真實、內心與外表、他的社會角色與自我、他對於自由的強烈慾望與這個慾望僅不能發於內心又止於內心，這一切，以極其矛盾、分裂、全然不可能又渾然一體的形式共存。莫泊桑說：漂亮朋友就是我。王小波說：我們就是奸細、盜墓賊、菜人。我們還可以說：我們就是李靖、紅拂、虯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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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說生命、死亡與自由/艾曉明（3）

《紅拂夜奔》在王小波的《懷疑三部曲》中是厭倦之作，它把有趣作為一種價值、理想和美的境界重述了生命、死亡和自由，這話題屬於人的終極關懷，同時也屬於藝術的永恆主題。在王小波的創作道路上，這也是一部風格化的成年作品。他的敘事藝術特別見之於比喻的運用，這種比喻的巧思和意象的密集令作品肌質緊密富於彈性，經得起重讀、細讀而且要求這種閱讀方式。他的比喻方式是一種遠距離的意象銜接，常常不是就事物的表象，而是就其抽象性質來建立類比關係，如說當年洛陽城裡領政府津貼的線人“比前東德所有的雷子加起來還要多。”又如Zuo愛的時候：“我的那個東西直挺挺，彷彿在行納粹禮”。比喻有時是對某個外形特徵的誇張，比喻體與喻象及其不相稱的比例構成奇特的相似：“紅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