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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寫下了這樣一段評語：
羅瑞卿同志的這個報告很好，發給你們參考。請你們密切指導公安部門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針和辦法在全國三十萬公安人員中開展一個徹底猛烈的三反斗爭，將一切汙毒洗乾淨。哪一處公安機關（包括警察）的鬥爭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裡的領導人不行，方針和辦法不對，必須立即加以檢討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作法也是一切機關部隊所應仿效的。
廣大幹警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公安部機關的運動愈加廣泛深入，很快就檢舉揭發出一個大貪汙分子——宋德貴。
宋德貴，遊民出身，原是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員，1935年被紅軍俘虜，經過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隊伍裡。他1936年入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處傷疤。1950年調任公安部行政處處長（當時為副廳級）。可以說，宋德貴是一名老幹部、老黨員了，然而進城後他卻耽於腐化享受，犯下了貪汙、盜竊國家資財達9億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貴的腐化墮落是從結識天津東華貨棧經理趙溪橋開始的，也可以說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趙溪橋是透過行政處生產科的蕭順和與宋德貴認識的，相識不久，趙溪橋就發現宋德貴“花錢大方，喜好奉承”，於是就抓住他的這一弱點，展開進攻。趙溪橋曾私下對身邊的人說：“只要我把宋處長服侍好了，這一輩子享樂就不成問題了。”宋德貴喜好喝酒，趙溪橋就每天請他下館子。為了博得宋德貴的歡心，除了請吃請喝，趙溪橋還經常給他送錢送禮。單請宋德貴吃飯一項，趙溪橋就花了億元，行賄達億元以上。宋德貴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飯館和最好的酒席。據查，宋德貴幾乎每天都要喝一兩瓶上等的白蘭地，北京許多有名的飯館都知道公安部的宋處長。宋德貴從此昏頭轉向，花錢做事與趙溪橋不分你我。
“務將一切貪汙分子追出而後止”（14）
1951年4～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貴負責到東北購運木材。宋德貴利用這個機會，夥同行政處副處長劉玉澤、生產科副科長王珍以及蕭順和等人，勾結趙溪橋和北京祥利木廠老闆楊生祥大肆貪汙、盜竊國家資財。宋德貴讓趙溪橋包運木材，照章每車皮只能裝25立方米的木材，他們卻裝了30立方米。僅此一項，趙溪橋就從中撈取7億元。
宋德貴認為趙溪橋、楊生祥很能幹，視之為“心腹”和“好軍師”，對他們言聽計從。而趙溪橋、楊生祥則認為找到了“靠山”和“搖錢樹”，對他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事實上，宋德貴已成為東華貨棧、祥利木廠的大老闆之一，東華貨棧的夥計稱他為“老掌櫃”。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宋德貴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辦法，拖別人下水。他以盜取來的國家財產，大批地購買了手錶、鋼筆、收音機、腳踏車、人參、鹿茸、海龍、海狗腎等到處送人，有時甚至直接送現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攏下，公安部行政處80％的人都有貪汙受賄的問題。
宋德貴的罪行暴露後，領導反覆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計劃地進行對抗。他曾兩次和姦商趙溪橋及同案主犯劉玉澤、王珍秘密會面，商討怎樣混過這一關。在要他交清帳目時，他一面以有帳無錯相搪塞，另一面製造假帳。
這樣一個貪汙腐化、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又拒不坦白的墮落分子，理應受到嚴懲，被判處死刑。羅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鬥爭大會上說：“我們對宋德貴、劉玉澤、趙溪橋的犯罪行為決不能容忍。”“我們內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貴等這樣的共產黨員，還得了嗎？如果這樣，我們就有*的危險。”
羅瑞卿剛正不阿，疾惡如仇，處理罪行昭著的貪汙腐化分子一點不講情面。時任羅瑞卿秘書的王仲方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公安部打出一條“大老虎”叫宋德貴。此人原是公安部辦公廳的行政處長，轉業的紅軍幹部，因為倒賣基建木材貪汙受賄，情節嚴重被判處死刑，經國務院批准，準備開公審大會執行。大會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經過緊張工作好多天之後，都在休息。正在這個時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電話，說他翻閱宋德貴檔案，此人在紅軍東征時負過傷有戰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時是否考慮到了這一點。這個電話使我非常為難，已經決定即將執行的事，是不該隨便反映的，可是人命關天，不反映也是不應該的。於是，我冒著很大風險去見羅部長，這時，他正從樓上下來，我就把剛才接的電話報告給他，羅部長立刻明白是什麼意思，臉色一下子變得冷若冰霜，返身上樓，並告訴我立刻通知公安部黨組的同志來
